张库大道：北方草原的茶马古道

张库大道起点石碑图片由张库大道博物馆刘振瑛提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库大道上驮着皮毛的骆驼队图片由张库大道博物馆刘振瑛提供

俄国商人手绘的羊皮图，图中标示的线路就是张库恰国际商道。图片由张库大道博物馆刘振瑛提供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具体而详尽地提及这样一条古商道：“从那里（通县）茶叶继续由陆路用骆驼和牛车运抵边防要塞长城边上的张家口（或口外），距离约252俄里，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茶叶从福建省运抵恰克图，根据不同情况需要2至3个月之久。大家知道，位于俄国边界上的恰克图和买卖城是茶叶商队贸易的中心。”这条商道向北延伸至俄国的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圣彼得堡，并最终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向南经天津、上海、武汉，直至中国重要的产茶区福建武夷山，全长绵延万余里，因主营茶叶，被誉为“万里茶道”。这是继汉代古丝绸之路之后，开辟的唯一联结中俄、中欧经济文化的陆上通道，被法国学者布尔努瓦称为草原丝绸之路。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称“万里茶道”是17世纪连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以塞外名城张家口始，至蒙古重镇库伦终的张库大道，是这条“世纪动脉”中的重要一段。

在历史变迁中兴起

张库大道在成为国际商道之前，在汉唐时代业已存在。发轫于蒙古高原的元朝，尤为重视联结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的驿道建设，1263年，精心修缮了大都至上都的四条驿道，张库大道迎来第一个繁盛高峰。至此，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萧瑟苍凉的塞外荒野都可见南来北往的王公、贵族、官员、衙吏、商旅络绎不绝的身影，为原本孤寂的大道增添了无尽的人间温暖和生命气息。倾国家之力修筑的驿道，平坦而结实，便捷而实用，“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是对此道为民众生活带来极大益处的生动写照。

张库大道商贸价值的体现，应始于唐王朝在北部边境实施的茶马互市制度。这种制度源于唐，盛于宋、元、明，衰于清，随着茶马互市制度在历史舞台的日渐式微，为了巩固汉蒙联系，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政府在张家口设置汉蒙贸易地。而后，在蒙古高原深处“初设互市在库伦”。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雍正五年（1727年）是张库大道发展的两个关键节点。康熙二十八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俄商合法进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条约第五条规定：“两国今既永修和好，嗣后两国人民和持有准许往来路票者，应准其在两国境内往来贸易。”这是中俄双方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规定了边境贸易的合法化。4年后，清政府进一步加强中俄贸易开放的力度，允准国家专营的俄商每3年到京城贸易一次，但条件十分苛刻，规定俄商进京商队，每次不得超过200人，不得在京逗留超过80日，交易的每一个细节必须由清政府管控。这种非“自由贸易”，历史上共发生了16次，随着恰克图民间贸易如火如荼的发展，1762年，沙俄政府下令取缔在北京的官方贸易。雍正五年，中俄签订《中俄恰克图条约》，标志着中俄全面开放边境贸易。为了便于贸易，急需与中国开展贸易的俄方早在1727年便在中俄边境匆匆兴建恰克图，对此并不热心的清政府直至3年后，迫于中俄贸易日益繁荣的形势，在距离恰克图256米的中方一侧兴建买卖城，中俄边境两侧的两座市镇最终发展成为18至19世纪中俄乃至中欧的陆上贸易中心。

《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恰克图条约》为两国贸易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双方贸易的繁荣。据《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全集》与诺日科娃所著的《俄罗斯与中亚的经济关系》，1776年俄罗斯外贸总额约1860万卢布，而中俄恰克图贸易在其中所占份额仅为7.3％，约为135.8万卢布。而到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中期，双方在恰克图的贸易额占俄国向亚洲输出总额的60％。《清代前期的中俄贸易》为后人更加全面掌握恰克图中俄贸易的真相，提供了更为翔实的数据，“18世纪下半叶，恰克图、买卖城贸易在俄国与亚洲各国贸易中居第一位，占贸易总额的68％；俄国从恰克图贸易中所征关税占俄国关税总额的20％～36％。同样，张库大道也为清政府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清代诗人陈逢衡以诗人的敏感和想象，为后人勾勒出当时张库大道给清政府带来的稳定和祥和：“圣主恩泽驾七巡，游居屡沐翠华春。几多父老壶浆惠，不动沙场战马尘。色目竞夸蒙古集，珍奇远至恰图阵。自从一统无中外，稳睡华夷百万民。”

商道茶香飘万里

中俄贸易的主要货物是茶叶。喝茶首先在俄国贵族阶层流行，随后慢慢扩散至整个俄国社会，茶叶随之成为整个社会的必需品。瓦西里·帕尔申在《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中形象描述了17至18世纪，茶叶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居民生活的重要性：“涅尔琴斯克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茶。茶是不可或缺的主要饮料……砖茶在外贝加尔边疆地区的一般居民中，饮用极广，已成为生活必需品，以致往往可以当钱用，当地农牧民或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在出卖货物时，宁愿要砖茶而不要钱。因为他们确信，在任何地方，砖茶都能代替钱来使用。”

为了满足俄国社会特别是俄国远东地区对茶叶的巨大需求，获取丰厚的商业利润，极具经商天赋的晋商，敏锐地把握商机，从张家口纷纷南下采购茶叶。清咸丰之前，茶叶基本购于福建武夷山，随着贸易量的增加，后扩展至湖北、湖南等地。清代《茶市杂咏》以生动的笔触，富有文学色彩地勾勒出当时北方茶商到南方购茶的情景，“首春客至，由行东至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市毕，结账别去。”整个过程轻松而愉悦，卖家与买家以诚相待，和谐共处，其乐融融，虽为买卖，却丝毫看不到商场司空见惯的心计和奸诈。而后，装船通过水路，主要经鄱阳湖、长江、武汉，抵上海，再经海路，或陆路，运抵天津，经河运至通州，再由驼运经南口、宣化，最终到达旱码头张家口暂储，待议价、定价后，由张库大道运往库伦和恰克图。为了节约成本，保证茶质，有实力的晋商到南方产茶区购置茶园，直接参与茶叶的种植、采摘与加工。张家口八大晋商之一的范永斗开设的大玉川茶庄，在福建武夷山购置茶园五千多亩；在张家口经商的晋商常万达，在武夷山与人合伙开办了当地最大的茶庄——素兰号。

如无意外，每年农历的7月下旬或8月上旬是大宗茶叶议价、定价和批发交易的时间，其间，分散各地经营茶叶的各个商号，纷纷派遣有经验、有资历的代表赶往茶叶集散地张家口，汇聚一堂，共商开茶事宜，初步拟定当年的茶品茶价；事毕，选择黄道吉日，在万福春饭店或鸿兴楼饭店召开盛大开茶宴会，各地茶商代表共同品评茶样，复议茶品、茶价，经过一番毫无恶意的争议，形成统一意见，以此为据，开茶订货。诸事完毕，皆大欢喜，推杯换盏、酒足饭饱之后，群聚桥东聚贤楼剧院或东关街旧园剧场共赏戏剧演出。

在茶叶贸易巨大利润的诱惑下，自1728年中俄边贸开放，茶叶便始终占据着中俄贸易的主体，嘉庆十七年至嘉庆二十二年（1812年—1817年）俄国商人每年从恰克图市场进口的中国茶叶，占从中国进口货物总额的60％以上。1851年，俄国经恰克图进口的茶叶占货物总进口的93％。

以张库大道为主要运输渠道的中俄茶叶贸易，早已超出单纯的商业意义，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历史学家米镇波在《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中深刻揭示了中俄茶叶贸易为俄国的政治、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贸易，稳定了西伯利亚局势，促进了该地区农耕和畜牧业发展；缓解了因普加乔夫起义而造成的政治危机，从而缓解了俄国国内十分尖锐的阶级冲突。给俄国西伯利亚及其远东地区居民生活带来极大方便，缓解了俄国欧洲部分对亚洲部分供应上的巨大压力。”美国学者艾梅霞的论述更具社会性和文化性，在《茶叶之路》中，她认为万里茶道的“载体是茶叶，它在不同民族的人们生活中意义深远重大，又可以用来追踪一个大陆上人们生活的轨迹”。

掀起商贸大潮的晋商

从事中俄边境贸易的中国商人分为西商和北商。西商主要忙碌于嘉峪关、乌鲁木齐、伊犁至塔城一线，北商主要经营于张家口、库伦至恰克图一线。西商多为归绥人，北商的主体为早在明末就已经活跃在张家口的晋商。晋商凭借张家口这座清朝最为重要的旱码头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张库大道，以自身的睿智、胆略、勇气和豪气，演绎了一出又一出精彩纷呈、有声有色的中国商业大剧。

远在张库大道形成之前，晋商已踏遍长城沿线。晋商大规模经营北境的时间，应始于实行开中法的明代中前期。后来虽然开中制度夭折，但精明的晋商却发现了长城沿线贸易的无限商机，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毅然决然地坚守着这块以智慧和汗水开创的商业领地。闻名遐迩的张家口八大晋商就是他们中的代表。现存的《万全县志》对八大晋商有着较为详尽的记述：“八家商人皆山右人，明末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云龙。自本朝龙兴辽左，遗人来口市易，皆八家主之。定鼎后来召入都，设便宴，蒙赐上方服馔。”为清王朝最终取代明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八大晋商，不仅获得顺治帝宴请的盛誉，更重要的是被赋予了几十年的对蒙贸易的垄断权，这为晋商以后名噪天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朝廷的大力支持下，晋商如鱼得水，在商海中任意驰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八大晋商之一的范氏家族积极经营军需物资，随着战事，辗转于张库大道。

在张库大道沿线经营的晋商除八大晋商外，还有几百家，其中最为成功的首推榆次的常氏家族，常氏家族商业帝国的构建极具传奇色彩，创始人常威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首次背着“榆次大布”，沿着先人走东口的路线，从山西榆次老家跋涉千里来到张家口堡子里的鼓楼下，在几尺之地上开始了商业帝国的奠基，经过最初的商业积累，稍有积蓄的他把目光投向北方，聚焦于充满无数商机的张库大道，最终在张库大道上走出了一个以张家口为基地，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圣彼得堡为支撑点，延展至欧洲的商业帝国。因《乔家大院》而闻名于世的晋商乔氏家族的发达，同样与张库大道密不可分。乔氏家族草创时期，在张家口主营口碱，每年经张库大道从蒙古高原运碱万余吨，一百多年间，乔家从草原拉回百万吨碱坯，在为乔家大院拉回难以计数的白花花的银子的同时，也为张家口拉来了一条名叫碱店巷的街道。此外，乔氏在张家口开办的宏茂票号、大德通票号，无疑都是乔家构建的庞大金融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中后期，依托张库大道经营的晋商财富急剧增加，清代《茶市杂咏》中记述，晋商“每家资本二三十万至百万（两）”。《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不无夸张地认为晋商商号大盛魁“能够用五十两重的元宝从库伦至北京铺一条路”，元盛德“能够用元宝在这条路上排两行”。马天鹤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估计“大盛魁资本有三千万（两）”。

晋商的陡然巨富，离不开张库大道，张库大道不仅给予晋商物质的丰盈馈赠，同时也给予他们在文化和精神上的升华。从明末至民国初期，几百年间，晋商的勤奋、刻苦、精细与睿智同以张家口为代表的张库大道沿线人们的豪放、豁达、诚挚与侠义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北方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深刻体现于著名晋商王文素四十余年的经商经验的总结中：“夫商与士异术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

老倌车与骆驼队

每年经汉口、上海、天津、通州到达张家口的货物堆积如山，静候货商运往遥远的库伦和恰克图。在缺乏现代交通工具的古代，每年在张家口、库伦与恰克图之间转运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吨货物，委实是中国运输史上的奇迹，而把这一奇迹变为现实的则是在古代中国北方最为常见的老倌车和骆驼，晋商由张库大道聚集的富可敌国的财富，正是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老倌车和骆驼一点一滴拉来的。数以万计的老倌车与骆驼以及他们的主人来自旱码头张家口。如今张家口市内的东驼号、西驼号便是过去养驼的场地，草场巷则为骆驼的饲料厂。究竟张家口曾经拥有多少骆驼，由于数据的缺失，谁也无法知道确切的数字，只能从以下事实姑且推算一个较为模糊的答案：1929年，从张家口出发到库伦、恰克图的骆驼就有19.2万峰，从恰克图、库伦至张家口的骆驼18万峰。

在张库大道上，运货的牛车、骆驼夜以继日地穿梭于张家口与库伦和恰克图之间，在古老的蒙古高原上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牛非草长不行，驼非毛长不走。”牛拉的老倌车与驼队无法同行，老倌车每年运营的最佳时间为四月至十月，驼队为十月至来年的二月。据《山西外贸志》记载，驼队一般由数百峰骆驼组成，每十五峰骆驼连成一串，称为一链，由一个驼倌牵引。每十链组成一顶房子。为了白天骆驼寻找枯草进食，在领峰人的带领下，驼队只能昼息夜行，为防止掉队和迷路，头驼和尾驼脖子上各系一个铜铃。老倌车以每一百辆为一个车队，俗称“一顶房子”。冰心1934年撰写的《平绥沿线旅行记》对塞外的老倌车有着形象的描述：“我们见到用牛驾车时，觉得很诧异，想象中总以为塞外交通是全借骆驼的。牛车之制亦极古拙，双十字形的最原始式的轮轴，徐徐碾行，漫漫长道，人畜都极可怜！”

老倌车队出发前必举行庄重的仪式。每年春季，成百上千的牛车按照约定，聚集在张家口近郊的大境门、南天门、洗马林、陀罗庙河滩上，举行仪式的人们提前选择宽敞的高台，摆放高桌，敬奉供品，焚香敬表，在即将远行的牛角上挂上五尺红布，扣头拜牛，而后，领头人高亢一声“走啰”，车队在亲朋好友的目送下义无反顾地缓缓地驶向指向北方充满生命诱惑的张库大道。

纵贯蒙古高原的张库大道注定是不平凡的。这条路被《山西外贸志》描写为“地旷人稀，朔漠大荒，戈壁流沙，旅途漫漫……时遇风沙骤至，天地晦暝，填路埋人，间或遇骑匪出入，杀人掠物，死于天灾人祸者，时有所问，黄沙白骨，令人触目惊心，旅途险恶，如履薄冰。”也许来自民间的《提起个拉骆驼》更能体现张库大道运货人的艰辛和无奈：“提起个拉骆驼，无边无沿大沙窝。白天晒个死，黑夜冻掉两耳朵。莜面拿糕蘸咸盐水，一路凄惶受饥渴。吃不完的苦啊大罪过，别提那拉骆驼。提起个拉骆驼，咯咯叨叨故事多。白毛糊糊起，一步一挪圪塄坡。半截子皮袄当被窝，想完亲娘想老婆。受不完的累啊赖生活，别再提那拉骆驼。”而文人笔下张库大道的运货人，则带有几分浪漫和洒脱，完全看不到丝毫的艰辛和愁苦。清代李宏龄在《晋游日记》写道：“虽千金之子，不以执鞭为贱也。腰缠皮鞭，手拉骡尾。歌声鸣鸣，日行百余里为常，计一岁足可以行三万里。”李宏龄此时的心境一定是极其愉悦的，他以局外人的眼光、旅行者的心态、文学的情趣勾勒下的在张库大道上的跋涉者形象，实在潇洒可爱，但距离实际生活甚远。

商道带来的城市繁荣

张库大道，犹如一条蜿蜒起伏的物贸巨龙，盘桓于浩瀚的蒙古高原，张家口、库伦与恰克图，三者彼此遥相呼应，带动着二百余年华夏多姿多彩的龙之舞。

明宣德四年（1429年），长城关隘，清水河畔，在万全右卫指挥张文领导下的成千上万民众的辛勤劳作下，蔚为大观的张家口堡巍然矗立于阴山脚下。

张家口堡虽为武备而建，但历史注定其将成为一座闻名遐迩的商城。元人退居漠北之后，生活物资极度匮乏，许多牧民“爨无釜，衣无帛，”为解决“众用不足”之困窘，汉蒙对抗时，不得不盗边抢掠，修好之时，官方以朝贡贸易换取所需物资，民间则于长城沿线自发举办互市，张家口堡周边自然形成多个“市开即聚，市罢即散”的民间交易市场。经过近百年的沧桑变迁，张家口已从单纯的武城转变为一座繁华的塞外商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俄国使团途经张家口，他们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了当时张家口商业的繁荣景象：“在边界那边的城墙附近有一座中国石城，名为罗卡尔加城（即张家口）……城中店铺是用石筑的，涂饰着各种色彩，绘有彩画。除呢料和宝石外，店铺内各种货物应有尽有，有各色的丝绸、花缎、绢、塔夫绸、绣金缎，各色镶铜丝的绸缎，有各种果蔬和各种糖类，也有大黄，还有一些我们不知名的果蔬。城内商店货物繁多，有饭店酒馆，酒馆里有各种酒类……”

乾隆二年（1737年），清政府正式把张家口作为中俄贸易货物集散地。一时间，全国各地商贾云集，货物堆积如山。《张北县志》形象地记述了当时张家口最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元宝山的情形，“院内聚货如墉，沙河中亦堆积似山”。张家口贸易的辉煌是有迹可循的，据《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记载，1918年前后的张家口“经商人数三万五千多人，占总人口之一半……票号、钱庄已多达42家……岁至蒙古进口以千万计，有牛、马、羊、骆驼等，而马、羊、驼尤火。秋冬间市肆喧闹，街衢拥挤”。

库伦，民间俗称大圐圙，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乌兰巴托。库伦以东营子、二里半滩、西圐圙组成。东营子为汉人主要聚集地，街市被称为中国街。西圐圙是库伦最早的居民点，蒙古人为多，故称蒙古街，街市店铺林立，多为晋商、京商、直隶商的零售门市。二里半滩是俄人集中居住地，设有俄国总领事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呈请在库伦设立蒙俄贸易市场，《中俄尼布楚条约》和《中俄恰克图条约》进一步促进了库伦商贸的繁荣。

最初进驻库伦的多为在张家口经商的晋商，康熙年间，常年在库伦经商的晋商有1600多人，他们以12家规模较大的商户为代表，每家遴选一名商董组成商会，被称为“十二甲首”。在库伦的汉人，河北阳原人数仅次于晋商人数，他们多数从事手工业。在二百年间，生长在贫瘠土地上的一批又一批阳原人，在“大圐圙的金子拿簸箕撮”的招引下，怀揣着梦想，惜别故乡和亲人，毅然踏上张库大道，奔向遥远的库伦，他们中的多数人从此与故土永诀，身躯与梦想一同留在库伦的土地上。

日益强劲的中俄商贸为恰克图和买卖城带来了巨大活力和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巨变，中蒙双方都有明晰的记载，清人何秋涛在《俄罗斯互市始末》中，简洁地陈述了这种变化，“恰克图名初不著，以互市故始大显”。《蒙古志》对此的表述较为具体，“恰克图、买卖城初为荒野，自雍正五年（1727年）作为中俄互市之地，商业茂盛，道路平坦，人口三千，南走库伦八百里，贸易品以茶为大宗”。

中俄恰克图贸易

恰克图、买卖城的中俄贸易是独特的，马克思在《俄国人与中国人》中详尽记述了它的独特性：“这种贸易，采取一种年会的方式进行，由十二家商馆进行经营，其中六家是俄国人的，另六家是中国人的。他们在恰克图进行会商，决定双方商品的交换比例——贸易完全是物物交换，中国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则是棉毛织品。”中俄双方的贸易多在阴历二月，俗称白月，中国民间认为是经商的吉日。早春二月，江南已是杨柳依依，暖风拂面，而恰克图依然冰天雪地，然而，逼人的寒气难以淹没商贸的热情，中俄商人酒足饭饱之后，相互到对方仓库挑选交换的货物，有了定数之后，找一处僻静之地，一边闲适地品茶，一边友好协商，一旦议定，便签订协议，择日到对方货仓装运货物。

恰克图、买卖城不仅仅是商贸之地，也是中俄文化交流的场所。每逢双方节日，相邀同聚，把酒言欢，其乐融融，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生动记述了中俄人员从生疏到和睦共处的情形：“盖外国人（俄国人）初同内地民人市集交易，一切唯恐见笑，故其辞色似逊顺，经恰克图（买卖城）司员喻以中外一家之道，俄罗斯人欢喜感激，信睦尤著。”

19世纪，中俄恰克图贸易发展至顶峰，道光时，我国在恰克图的对俄贸易占全国输出总额16％至19％，仅次于对英贸易。而俄国在恰克图的对华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40％至60％，中国成为俄国在世界的最大的贸易市场。究其根本原因，一是同治元年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为中俄恰克图贸易奠定了繁盛的基础。它使传统的恰克图边境贸易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原来只能在边境贸易口岸和华商交易的俄商可以深入中国内地采办中国土货，打破了由晋商垄断采办内地茶叶的局面。这种商业竞争局面的形成，有力促进了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发展。二是恰克图发展成为漠北欧洲商业“都会”。此时正逢拿破仑在欧洲四处征战时期，中欧之间联系的海路受阻，众多欧洲商人纷纷改道，以俄国商人为中介，经恰克图、买卖城，与中国经商。一时间，恰克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欧商贸中心。至今，在俄罗斯和欧洲的文献中，恰克图被称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

19世纪下半叶，由于1891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中俄贸易市场严重失衡，繁荣了一百余年的张库大道日渐式微，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彻底凋敝。

今天，在广袤的亚欧大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跨亚欧大陆的双边合作的进一步深入，古丝绸之路必将重焕生机。

（作者：郑恩兵，系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燕赵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