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返乡？中国人的家园情结为什么这么浓

“家”是人的栖息地，是生存的归属，是心理的依托，是亲属的继嗣，是亲情的存续，是遗产的继承，是社会的基层，是治理的单元。“家”是人类最后的根据地。

近二十年我国发生了两件重大事件。这两个事件潜在着对“家”的不同追求方向：进城∕返乡。

第一个事件：我们国家进行了一个重大战略行动：城镇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有1亿左右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安家落户。

“城镇化”促使人们进城。许多农民离开了故乡，搬进城里建立新家。即使暂时不在城里安家的，也有不少农民兄弟放下手中的锄头，往城里跑，到城里找工作，因此有了一个新名称叫农民工——到城里打工的农民。

第二件事情：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规定：乡村是指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包括乡镇和村庄等。这其实是传统家园新的“法律表述”。

乡村振兴促使人们返乡。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又出现城里人往乡下跑的情况。而且，从国际趋向看，现在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出现了城市疏散趋向。日本政府近来鼓励居民搬离首都大城市到乡下生活，政府还提供专项搬迁费（2022年12月30日早上中央新闻二套播报）。那么，将来我国会不会出现城里人往乡下跑的现象呢？会的，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到时人们也会给那些城市民众一个新名称叫市民农——返回乡土的市民。

这两个事件出现在同一时代着实有点让人迷茫。但无论是进城还是返乡，都涉及到“家—家园”，涉及到中国的“乡土之根”。对于中国人来说，“家”不仅是“国”的根本和基本，而且永远是终极的价值追求。对于“故乡”“原乡”而言，“搬家”“离家”往往是不得已的事情。我们在孩提的时候总是听说“中国有95%的人口是农民”。这个大数据是否准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体是农民。我们自古就把自己的国家称作“社稷”。

所以，如果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离开家园，就有了“离开故土”、“失去家园”的不安全感、危机感。费孝通先生在《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中有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我国传统农村向城镇转变，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是不自在的，不自愿的，是“被迫”的“逼上梁山”。

可以想见，如果家里有地，既可以在家门前耕种，又可以孝顺父母，四世同堂，乐天知命；即使是到城里做官的人，到老了还可以“告老还乡”。这样的“家”，既是传统的生活，又比离家更稳妥，更有保障。而我国传统形容最不堪的遭遇、境遇的成语大抵就是“背井离乡”“妻离子散”“无家可归”。

既然撂下土地往城里跑的后果如此严重，人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显然，对于如此重大问题需要有解答，需要有解释。问题的关键在于：城里究竟有什么好？让人们都纷纷离开家乡往城里跑？

那我们得先看一看城市究竟是什么？从我国的历史来看，“城”其实就是早先的“国”，《考工记》中有这样的句子：“唯王建国。”就是说，如果你要称王，首先要去建国，而“国”的首要标志是“城”。所以，同一篇里也提到“唯匠建国”。这里的“国”，其实就是城，要当国王，先要建城。

我国早先的“城”是干什么用的呢？除了称王必建城外，还与治水有关。《吴越春秋》是这样解说的：“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也就是说，我国的城郭包括两个部分，也就后来演变成的内城和外城。内城是国王住的，叫“城”，它起到了保卫国王的作用；外城是老百姓住的，叫郭，它起到守护百姓的作用。

最重要的，也是我要特别提示的地方：中国古代的“国”是从“城”来的，“国”的形制是“囗”。“国”其实就是“囗”；而“囗”来自于“田”。用今天的白话说：城市来自于农村，城郭建在乡土上。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胜利中，“农村包围城市”表现出了根据国情制定制胜决策的伟大智慧。

中国的城郭本身就是乡土的投影。为什么城郭会是这样的形制呢？从大的角度说，这是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天圆地方”的城市设计——以地方来配合天圆。从小的方面说，“国—囗”是按照田地阡陌形制设计出来的，表明中国是以农为本的社稷国家。所以“国—囗—田”皆为“方”，来自“土”。而且城里的街道设计、街坊邻里都是按照田地阡陌形制仿造的。

对“城”的简单梳理是要说明，我国的城乡与西方的城乡(country—countryside)完全不一样。西方人类学家把城市称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把乡村称为“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直白地表述为：西方的城乡关系：城市是权力，乡村为附属；中国的城乡关系：乡土是根本，城市是延伸。

今天，城市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人为以“运动”“工程”“指标”方式推动的城镇化）存在着一些隐患：人在城市的空间越来越小，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除了违背自然节律，给人们带来生理和心理上的挤压之外，还给疫病带来了传播的机会。

同时，历史上战争的危险也充满在城市的周围。“城”兼有一个功能，镇守。我国把“城镇”置于同畴，意思其实很清楚。“镇”的本义就是镇守、镇压。原因正是战争。既然城与国同构，灭国也就以攻城为目标。战争的线路往往也就成了疾病的传播线路。这是人类学家斯科特在《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中提到的。

那么怎么办呢？斯科特提出这样的观点：“分散开来是生存之道。”那么哪里是最可分散的地方呢？是乡村，是旷野，是故土。我国的乡村的基本形制是“自然村”，那既是从宗族—家族分支的“家”的延伸，同时也形成了相对分散的格局。当然也成了自然的防疫地带——契合斯科特的所谓“分散的生存之道。”但我更想说的是：中国城市的“故土”是乡土。那是本，是根，是脉，是源。那才是我们完整意义上的“家”。也是（或可能是）我们（或将）退守的根据地。

毫无疑义，“家”是人类生物的生存需求，情感相依的精神港湾，也是文化认同的终极归属。当我们离开家的时候，特别是暂时外出的时候，有“家”就有“念想”，那里有愉快的记忆、亲密的关系，与父母、兄弟姐妹和自己的爱人共同相同处所带来的温情、亲情和安全感。在这个意义上，“家”与“稳定”“持久”“确定性”和“永恒”基本上是同义词。

人类学家利普斯早在1949年出版的《事物的起源》开篇，就以大量民族志资料对“家”和“家的历史”进行了概括:

“我们回家吧”，在任何语言中这都是一句神圣的话。在外部世界，人们为生存而斗争，为保卫亲人免于雨水、寒冷、炎热的侵袭和发生不测之祸而奋斗；而在家里，则可感到亲人的庇护以及火塘周围的亲切轻松气氛。

“家—家园”同样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西文中有不同的词汇来表达。首先，从地理的层面上看，人们的栖居、生存和生活必须有一个“家”(home)。家可以指称具有地理、地方性的空间。但是，地理和地方性的确定空间又无法概括“家”(family)的全部意思。任何一个家庭成员对家的认同决不仅限于单一性的地理空间。一个家庭成员可能、可以居住在不同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祖籍(地)”，他们可能长时间没有回去，甚至一辈子也不会回去。但他们对“家”则具有永恒的认同感。所以，在通常情况下，home是一个地理性的空间，而family则更侧重于强调家庭、家族的传承和等级关系，这些关系结构出了特定的伦理规范。House又有所差异，它既不侧重于地理居处，也不刻意强调家庭内部关系，而是凸显家的财产，即房产(estates)，它是某一个家庭成员从祖上继承下来的“有形遗产”(tangible—heritage)。

我们可以从这几个常用词汇的使用，厘清“家”的几层意义：家(home)——侧重强调地理性的居处和居所；家(family)——侧重强调共同体的关系和伦理；家(house)——侧重强调一种存续性有形遗产。它有不同范畴、空间、概念、指喻、背景、意义等，这些因素又构造出一个更大的，具有利益相关的人群共同体“家园”。“家—家园”的归属性所包含的东西和关系非常复杂：诸如时间、空间、方位、归属、居所、家庭构造、财产、环境、地方感……

中国的“家—家园”是乡土性的。这也是为什么费孝通用“乡土”来定义中国的原因。“家园”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背景，以及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历史事实，为中式“家—家庭—家族—家园”建构出了独特的家的模式，也是一种永远无法割弃的遗产——家园遗产，她是无形的，是一种情感的永久依托。她也是有形的，是乡土社会的“公共财产”。

美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中，通过村落亲属制度的原则确定了三种类型的“公共田产”：村田、族田和房支田。在这里，“公共田产”（“家族财产”）几个基本要素是确定的：1.传统的中国社会属于农业伦理社会，人与土地的关系是根本的关系，即“土地捆绑”关系。2.土地的所属关系逻辑性地成为人群共同体的标志性“家园财产”。3.在中国的汉人社会里，以村落—姓氏相结合的宗族制度无疑是一种代表性社会关系，土地也就自然成为“农家财产”。4.中国的宗法制度是以男性为传承纽带，即所谓的“男性世系”（male line）作为家庭和家户的发展原则。5.“公共财产”不仅被特定的人群共同体视为祖先的遗产，具有明确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且也被他们作为集体认同的纽带和体现忠诚的对象。6.家园遗产的乡土单位为“村”。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人们全球化叫“地球村”？就是表明仍然没有忘记“村落—家园—共同体”的概念。为什么人们在时下对“家—家园”以及家园遗产的命运给予特别的关注呢？一方面是由于高速发展的社会价值对传统“家—家园”的稳定性、固定性、可感性等的消解与破坏；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对以往人们可以从“家—家园”中获得安定、安全和稳定等的价值诉求的怀念和追忆，并渴望回归的深深情结。

对中国人而言，无论社会如何发展，都不要发生“无家可归”的悲惨境遇。回归家乡就是、正是、才是“凯旋故里”。而当我们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也在凸显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终极价值。

作者简介：

彭兆荣，厦门大学一级岗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人类学系主任，厦门大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重点项目“中国特色艺术学体系探索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