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二十世纪初古文献“四大发现”：共彰文脉光彩

编者按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浩瀚的文献典籍是中华文明的见证，也是中华文脉之所在。

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百余年来，相关珍贵文物分藏于国内外不同机构。今天，“四大发现”文物首次大规模汇聚一堂，共彰华夏文脉光彩——2月15日，“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于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开幕。在这里，我们可以溯源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近距离探寻古文献魅力。

展览开幕之际，我们特邀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简牍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的四位专家介绍“四大发现”的宝贵价值，同时邀请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讲述展览背后的精彩故事。

殷墟甲骨：跨越千年的文明之约

　　“殷墟甲骨”专题展厅 本报记者 陈雪摄/光明图片

　　四方风甲骨 本报记者 陈雪摄/光明图片

说到甲骨文，大家一定很熟悉，它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作为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同时也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宝贵资料。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从中药铺买来的“龙骨”上有一些奇异刻画，与青铜器上的金文有些相似，便决定向外界高价收购带字甲骨进行深入研究，由此开启了探索、发掘、收藏、研究甲骨文的大门。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董作宾赴安阳调查殷墟甲骨出土情况，由此开始了殷墟考古发掘工作。殷墟甲骨共有三次重要发现，分别是殷墟内出土数量最多的完整窖藏小屯YH127坑、具有明确年代的小屯南地甲骨、史料价值独特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根据2022年11月10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介绍，至今甲骨已发现约15万片，经科学考古发掘的有35000余片，单字数量已逾4000字。

自20世纪30年代首次入藏甲骨以来，国家图书馆一直积极进行收藏、保护、传拓、研究，对甲骨的释文、分期、分类进行整理，目前已整理约3万片。我们收藏甲骨35651片，其中有字甲骨34783片，是世界上甲骨藏量最多的单位。所藏甲骨大部分来自政府拨交或捐赠，少部分购自古玩店、旧书店，其中大多曾被孟定生、罗振玉、刘体智、罗伯昭等名家收藏。

本次“殷墟甲骨”专题展出国家图书馆藏甲骨共35片，所选甲骨尺寸较大、刻字清晰、代表性较强，且大部分为首次展出。亮点展品如甲骨5405为刘体智旧藏，是国家图书馆藏甲骨中字数最多、尺寸最大的一块，长43.5厘米，宽24厘米，正面196字，背面22字，共218字，还保存了许多形态多样的钻凿，为甲骨钻凿形态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甲骨6006，其研究过程非常曲折：王国维在研究中发现有两片甲骨可以缀合，拼接成一条比较完整的商王世系卜辞，后来，董作宾用甲骨6006对这两片甲骨进行缀合，缀合后的卜辞内容为乙未日向诸位祖先祭祀，以及进献品物的数量，尤其重要的是，它较完整地记录了上甲至小甲的商王世系，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基本正确，并修正了《史记·殷本纪》相关记载，其重要文献价值可见一斑。恰逢癸卯兔年，展览还特别选择记载商王田猎，猎获麋鹿和兔的龟腹甲残片甲骨2174进行展出，上面的“兔”字象形基本把兔子的前后腿、小短尾等外形表现出来，十分生动传神。

展览中还有不少考古发掘资料图片和相关研究成果，观众可以系统了解甲骨的考古发掘、制作流程、占卜程序、钻凿方式、刻辞内容等，与三千年前的古文字“对话”。

“殷墟甲骨”专题融入声光电等现代科技，以绚丽的视觉效果，激发观众对甲骨的兴趣。我们还将通过馆长探馆直播、线上讲座等方式为观众深入解读“四大发现”，并联合字节跳动公益将文物陈展与VR技术深度结合，让古籍“活”起来。欢迎大家前来，共赴跨越千年的文明之约。

居延汉简：汉代边塞“百科全书”

讲述人：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朱建军

　　居延汉简《癸亥诏》 光明图片

本次展览中的“居延汉简”专题，通过“有册有典”“流沙坠简”“居延汉塞”“大漠孤烟”“手不释卷”五个单元，为观众全面展示居延地区历次简牍发掘成果，主要展示了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汉代居延遗址出土的147枚居延汉简，以及少量国家图书馆所藏简牍和相关图书。

百年间，汉代居延遗址出土简牍共三大批次。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汉代张掖郡居延边塞遗址（今甘肃酒泉市金塔县和内蒙古额济纳旗辖区内）发掘的一万余枚汉简被称为“居延汉简”，现保存于台北。1972年至1986年，甘肃省文物部门对居延遗址再次进行调查发掘，出土汉简两万多枚，被命名为“居延新简”。第三批次是1999年至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者对居延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出土汉简五百多枚，命名为“额济纳汉简”。三批汉简同出于汉代居延诸遗址，简文种类相同、形制相近，因此全部属于居延汉简的范畴。三批总计三万多枚的居延汉简可以说是记录两千年前汉代边塞地区情况的“百科全书”。简文内容包括河西边塞的行役戍备、候望烽火、砍伐茭草、筑墼砌墙、罢卒还乡、精神信仰、文化学习等多方面内容。

展品中的《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和《塞上烽火品约》简册是居延汉简代表性简册。1974年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的《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形制特别，是用一节完整的红柳木树枝制作而成。檄文逐条列举了候史广德所督管的6个烽隧在守御器损毁丢弃、防御设施废弛败弊等方面的情况。檄文内容完整具体、十分细致，是研究汉代官吏处罚及追责历史的实物证据。

以居延汉简为代表的甘肃简牍，1907年被发现时就震惊学术界，从此简牍学开门立宗，王国维、罗振玉两位先生依据简牍学发现的规律，总结出了“二重证据法”，至今仍是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整理与研究的基础方法之一。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关于甘肃出土简牍研究的论著和论文多达3000余篇（部），几代简牍学者前赴后继，不断揭秘汉朝风云。希望此次居延汉简与观众的见面，能够为大家带来文化的助益、精神的滋养。

敦煌遗书：用有限空间讲述无限的敦煌

讲述人：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主任 罗瑶

华夏典籍经历了漫长而又剧烈的历史变革，兵燹水火、鼠啮虫咬、焚籍毁版、千里播迁，留存于世的典籍已百不存一。1900年，藏经洞中发现了敦煌遗书，出土了公元4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展现了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多方面真实面貌，因此，名列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四大发现”之一。

敦煌遗书卷帙浩繁，如何在一个展览里尽可能把精华一一呈现？我们颇费了一番心思。展览分为“世界的敦煌”和“敦煌的世界”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敦煌遗书发现、流散、保护整理的百年风云，第二部分介绍敦煌遗书在宗教以及所涉四部典籍、社会文书、民间信仰等方面的表现。

我们挑选了敦煌遗书中最具代表性的几样藏品。如敦煌写本《三国志·步骘传》是《三国志·吴书》卷7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三国志》最早版本为北宋时期国子监刻本，比其更早的完整写本至今未见，只留有几种残卷，这件文物就是其中之一。它是研究《三国志》《晋书》《资治通鉴》的珍贵资料，对于研究书法由隶书向楷体的转变也极为重要。还有隋代写卷《文选·运命论》残卷，目前一半留存海外，一半留存国内。敦煌研究院李永宁先生将此件与伯希和编号为P.2645的残卷拼接缀合成一长篇，并与李善注本相对照，发现二者各有所长，但残卷似更近原著。此卷对探寻中原诗文西传的旅迹，对整个河西、敦煌乃至新疆地区文化发展研究亦有补益。

如果您喜欢古书，定不虚此行——敦煌遗书几乎涵盖了中国纸质古书的所有装帧形式，如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缝缀装等等，在展览中，我们特意做了整理。投影旋钮书架也可以让您收获翻阅古书的体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敦煌学研究，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性展陈活动和文化交流对话，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近年来，敦煌研究院以展览为窗口，带着院藏珍贵文物走出敦煌，用有限空间展现无限的敦煌，也让地理意义上的敦煌扩展为历史的、艺术的、学术的和精神的敦煌。

明清档案：于无声处说历史

讲述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 孙森林

　　道光帝秘密立储谕旨匣 光明图片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自古以来，中国便非常重视档案的留存、保护与传承。到明清两朝，与中央集权相匹配的档案文书系统已经很完备，设有专门的档案保管机构，以及皇史宬、内阁大库等档案库房。

明清时期，文书作为传达政令的重要纽带，颇受重视，当时建立了汇抄存查、文书稽查、档案保密等完备的文书档案制度。到清末，明清档案屡经灾厄，大量藏于禁宫的档案屡遭劫掠损毁，部分珍档散佚于世，如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公开售卖内阁大库档案的“八千麻袋事件”，令人扼腕。

新中国成立后，档案也迎来新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故宫档案馆除将抗战时南迁的档案运回外，还将散落故宫各处的档案归聚一处，并多方征集和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明清历史档案，馆藏资源得以极大扩充，远超内阁大库范畴，形成了存世明清档案的半壁江山。这些档案真实记录了明清时期的国家政务、社会发展、历史事件，体系完备、数量巨大，是价值极高的中国古代文献集萃。

本次“明清档案”专题展出展品69种123件，其中一史馆展品64种117件，国家图书馆5种6件，分为政令文书、古代舆图、宫廷生活、史册典籍等四个主题，精选珍贵档案集中展示。

展览中，很多珍贵档案纷纷“开口”，为观众讲述明清历史风云：专门用于盛放皇帝实录、圣训（明代称宝训）的金匮内为楠木材质并饰以万寿藤花黄绫，外裹鎏金铜皮并錾刻云龙纹图案，华丽精致；清光绪二十年文科大金榜，高0.83米，长19.16米，满汉文合璧，蔚为壮观；现存唯一一件完整的秘密立储匣——道光帝秘密立储匣内贮有道光遗谕，无声言说着清代皇位承袭的秘辛；明崇祯年间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代表了当时天文研究的最高水平，由明朝礼部尚书徐光启及来华传教士汤若望、罗雅谷等人合作完成，见证了中西方科学文化交融……此外，内阁大库档案艰辛辗转的流散与重聚，以及近代学界翘楚、文化名流精心守护的历程也在展览中一一呈现。

这些珍贵档案不仅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世界的精神财富。近年来，除了开设展陈，我们还不断加大档案数字化、信息化研发建设力度，开发的满文档案图像识别软件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开放满汉文全文数据库16个，官方可查阅档案目录达416万条，上线了《清实录》《清会典》两个全文检索数据库，供国内外读者免费使用。我们会努力用更丰富的形式，让这份珍贵文化遗产重焕光彩。

【策展人手记】 在新征程上讲好古文献故事

“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自今年1月14日在国家典籍博物馆预展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普遍赞扬。该展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简牍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联合主办，是多家单位同心协力、资源互补、发挥优势、通力合作的重大成果，也是档案馆、研究院、博物馆、图书馆跨界策展的积极尝试。

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是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和清内阁大库档案学是中国近现代“四大显学”。这些古文献贯穿中国历史长河，蕴含着中华民族宝贵而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思想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本次展览以“四大发现”这个主题为线索，首次系统性地将这些横跨几千年的文献荟萃一堂，揭示它们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专题侧重点均为讲述相关古文献的发掘、发现，以及相关的人物、故事，突出这些古文献对中国学术史、文化史的重要意义。

该展于2021年开始选题策划，是国家典籍博物馆成立以来策展周期最长的展览之一。各个专题在大纲撰写、修改，展品选取、摆放等方面均遇到了一些难题，我们通过与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充分交流，群策群力，克服了种种障碍，解决了诸多分歧，确保展览高质量进行。

例如，甲骨对光照较敏感，且文字较小，为了有效保护甲骨，同时让观众看清甲骨刻辞和钻凿的形态，我们一方面通过使用无紫外光灯具，根据每片甲骨的实际情况对灯光照射角度和范围进行针对性调节，另一方面在甲骨展签中添加按比例放大的甲骨图和拓片图，清晰地向观众呈现每片甲骨的面貌，从而在甲骨的保护和展示之间找到平衡点。

受诸多因素影响，展览准备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变数和困难，尤其是借调展品的跨地区运输问题。为此，策展团队进行了大量前置规划和周密部署。比如，“居延汉简”专题的展品大部分来自甘肃简牍博物馆，为了使这些借调展品按时抵京，我们准备了多套应急预案，双方工作人员集思广益，想出了很多解决方法。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批珍贵藏品最终安全及时地运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并顺利展出。

我们还充分利用高新科技，构建了展示文物文献的新理念，探索深化展览内容的新路径。展览围绕四个专题中的代表性展品，在参考相关史料记载、考古遗存的基础上，创作了四段故事化、情景化的VR互动纪录片，利用VR技术构建宏大唯美的场景，设置科学合理的道具，设计丰富有趣的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线上超现实看展体验项目——古籍寻游记”，以VR纪录片对相关古文献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创造性解读。该项目不仅有实体体验区落地国家典籍博物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线下展厅，还以4D形式通过PICO VR设备平台，以2D形式通过抖音等互联网App进行广泛推广。

回首策展过程，我们有个感悟：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居延汉简，王圆箓发现敦煌经卷，以及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都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从“四大发现”到“四大显学”却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我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一代代学者不懈钻研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倾力保护文化遗产的必然结果。这些偶然与必然互相交织，最终让中国学术界呈现崭新面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坚定了我们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会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认真的工作态度，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在新征程上讲好古文献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不断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作者：顾恒，系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研究馆员，“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执行策展人）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陈雪、陈之殷、王斯敏 本报通讯员 陈魏玮、韩华、解天龙、吴歆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