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谢灵运与谢瞻《戏马台》诗

东晋义熙十四年（418）九月九日，宋公刘裕在彭城戏马台设宴，为辞官归隐的孔靖送行。谢灵运、谢瞻兄弟在席间作《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以下简称《戏马台》）诗，二诗都被收入《文选》卷二〇。

谢灵运诗：

“季秋边朔苦，旅雁违霜雪。凄凄阳卉腓，皎皎寒潭洁。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鸣葭戾朱宫，兰卮献时哲。饯宴光有孚，和乐隆所缺。在宥天下理，吹万群方悦。归客遂海嵎，脱冠谢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乐阕。河流有急澜，浮骖无缓辙。岂伊川途念，宿心愧将别。彼美丘园道，喟焉伤薄劣。”

谢瞻诗：

“风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繁林收阳彩，密苑解华丛。巢幕无留燕，遵渚有来鸿。轻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圣心眷佳节，扬銮戾行宫。四筵沾芳醴，中堂起丝桐。扶光迫西汜，欢馀燕有穷。逝矣将归客，养素克有终。临流怨莫从，欢心叹飞蓬。”

在《文选》谢瞻诗题下，有李善注引所谓《宋书七志》说：“高祖游戏马台，命僚佐赋诗，瞻之所作冠于时。”由于李善注的经典地位，后人每当论及二谢《戏马台》诗之优劣时，往往都绕不开这一条注文。力主谢瞻诗为优者，如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说“谢瞻宣远诗为冠”，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说“谢瞻之作最受称赏”，其依据均不外李善一注而已。力主谢灵运诗为优者，如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当日共推宣远作，昭明亦并登于《选》。然彼……大不及康乐。古今滥吹，谁差比而真知之也”，他明确反对李善注“瞻之所作冠于时”之说，以为那是“滥吹”而非“真知”。当代亦有学者能从知人论世角度追问时人推许谢瞻诗原因，如彭燕《〈文选·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发覆》认为谢瞻诗“情绪平和欢快，基本符合宋公和‘百僚’的政治期待”，“谢灵运诗则蕴含着抵触讥刺情绪”。（《文学遗产》2020年第6期）可见古今论者，其实都是在默认李善注引文是时人对谢瞻《戏马台》所作的诗学评论这一性质的基础之上，再对这一注文的诗学观点或肯定，或否定，或溯源的。但是，对这一条注的引文性质与诗学价值，是否可以如此无条件默认，是否可以径直作为对二谢《戏马台》进行诗学评判的依据？这个问题，前人并未加以深究，但它恰是重勘这桩诗学公案的关键。

一

《文选》谢瞻诗题下李善注全文是：“《宋书七志》曰：谢瞻，字宣远，东郡人也。幼能属文。宋黄门郎。以弟晦权贵，求为豫章太守，卒。高祖游戏马台，命僚佐赋诗，瞻之所作冠于时。”粗粗一阅，这似乎确是《宋书七志》对谢瞻《戏马台》的诗学评价，其实不然。据胡克家、顾广圻《文选考异》，所谓“宋书七志”其实是“今书七志”的讹误：“袁本‘宋’作‘今’。……‘宋’字之误无疑。”《今书七志》又是一部什么书呢？它是稍后于谢瞻的王俭所撰的一部目录书，简称《七志》。《隋书·经籍志序》记载：“俭又别撰《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可见王俭《七志》著录图书，不是重在评述其书意旨，而主要是在书名之下为作者写一段传记。《文选》谢瞻《戏马台》李善注的引文出处，正是王俭《今书七志》谢瞻别集书名之下的《谢瞻传》。

巧合的是，《文选》卷二一还收录了谢瞻的另一首《张子房》，题下又有李善一条注：“王俭《七志》曰：高祖游张良庙，并命僚佐赋诗，瞻之所造冠于一时。”看这句式，与《戏马台》注引文“高祖游戏马台，命僚佐赋诗，瞻之所作冠于时”何其相似乃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其实是王俭《谢瞻传》中的一整段话，原话极有可能是：“谢瞻，字宣远，东郡人也。幼能属文。宋黄门郎。以弟晦权贵，求为豫章太守，卒。高祖游张良庙、戏马台……，并命僚佐赋诗，瞻之所作冠于一时。”李善注《戏马台》时，删去了“张良庙”等地名，注《张子房》时，删去了“戏马台”等地名。为什么删去呢？因为和所注之诗无关。于是在两个场合中，就分别形成了“高祖游戏马台”和“高祖游张良庙”两种文本，但实际上原来是一句话。由此可见，李善注引文中的“瞻之所作冠于时”，其实并非时人针对谢瞻《戏马台》一诗做出的明确评价，而是王俭在《谢瞻传》中对谢瞻在“高祖游某地、某地、某地，并命僚佐赋诗”等一系列场合创作活动的概述。这，才是李善注引文“瞻之所作冠于时”的真正性质。

二

李善注引文的性质，影响了“瞻之所作冠于时”评语的诗学价值。

一方面，由于此语是《谢瞻传》对谢瞻系列创作活动的概述，因此即使此语不存在对传主的下意识溢美，他那系列创作活动的“冠于时”也并不意味着这系列创作中的每一篇具体作品都一定是“冠于时”的，更不能由此推导出义熙十四年九月九日的《戏马台》一定是“冠于时”的。比如同一创作系列中的《张子房》，前二十句全是隐括张良生平，后十八句全是赞美刘裕功德，骤然跳转，明显割裂，并且后十八句与张良庙毫无关联，只有“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二语生拉硬拽到了张良身上。倘把“冠于时”的评语施于此诗，显然是名不副实。这证明，把针对系列创作活动的概括描述、宽泛总评甚至是程式套语，机械地移用在某一篇明确具体的作品上，有时是会方凿圆枘的。

另一方面，王俭《谢瞻传》的叙事核心是谢瞻，“瞻之所作冠于时”并不是一个在与谢灵运诗对比的语境下提出来的带有褒贬意味的诗学评判。谢灵运本人也并没有完整参加“高祖游张良庙、戏马台……”系列创作场合，比如题张良庙那次，谢灵运就未与其事（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附年谱）。因此在这系列创作中，本也无所谓二谢优劣问题。可是由于《文选》将二谢诗作同时选入，李善又在谢瞻诗题下“断章取义”地引了“瞻之所作冠于时”之语，这导致后世读者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这条注文的用意，即在于表明谢瞻的《戏马台》优于谢灵运的《戏马台》。因此当读者们论及二谢诗优劣时，才往往绕不过李善这条注文。但是，把一句名不副实的话语，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再移用于似是而非的语境，这一句貌似经典的评语实际上不过是史料误读的产物罢了。后人在未能澄清这一误读的前提下，对谢瞻《戏马台》“冠于时”的说法，或表示肯定，或提出否定，或追问原因，固然都能自圆其说，但这个逻辑起点毕竟是徒劳的。

三

现在我们不妨就诗论诗，重读二作，看看能得到哪些艺术上的启发。

首先，在章法方面，谢灵运诗有明显优点。他能在一首诗中把九日、刘裕、孔靖、自己、水程、陆程这几个方面都照顾到，而且布局井然有序，叙述按部就班，描述精细不苟，既不枝蔓，也不平弱。谢瞻诗恰恰相反，它前半段叙九日太多，费去大量篇幅，导致后半段写送别分量不够。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对此曾有精彩论述，不妨参看。钟嵘《诗品》对谢瞻有“才力苦弱”的评价，章法上的欠灵活，或许正是才力薄弱的表现。

其次，在句式方面，谢瞻诗缺少变化。他的十八句中除“逝矣将归客”外，其余每一句都是2—1—2节奏，而灵运诗则是2—1—2与2—2—1交替运用的。当然，晋宋时代五言诗2—2—1句式本就普遍较少，但是谢灵运、陶渊明、鲍照等少数优秀五言诗家仍然注意讲求句式的交替变化，谢瞻在这方面不免略逊一筹。

最后，在风格方面，这两首同题共作诗或许是中国古代两种不同诗风的缩影。谢瞻诗清浅顺畅，而其弊也弱；谢灵运诗细密精深，而其弊也涩。后者往往呈现出法度谨严、开合周密的风貌，下启杜甫、韩愈、黄庭坚一路诗风。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南北朝文学史》说江西诗派“远祖还可以追溯到谢灵运”，这是不无道理的。而偏好杜、韩、黄一路的读者，在评比这两首诗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对谢灵运诗产生好感。方东树论诗就是如此，所以他不仅在赞赏谢灵运这一首诗的时候举杜、韩为例，他在评赏谢灵运其他很多诗的时候，都赞其“谨严”“稳老”“深沉厚重”“无一字轻率滑易”，并往往拈出杜甫、韩愈、黄庭坚为类比，原因也正在这里。

 （作者：赵鑫，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