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证深描璀璨的古代文明——读《从考古看中国》

【光明书话】

作者：常怀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传入中国，100年后的今天，考古学在中国这般欣欣向荣，已经逐步全面介入中国历史的研究，甚至有学者发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拓展史料，而不断拓展史料的希望，在于考古学”的论断。可以说，上古史的重建已经基本上依赖于考古发现与研究，甚至于战国秦汉时期以降，对国家基层治理、家族关系等领域的研究，也逐渐向考古学倾斜。

　　2002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由绿松石片组成的龙形器。选自《从考古看中国》

学科范式转变与问题意识提升，不是“地不爱宝”的直接后果，绝不应该以公众惊诧程度进行衡量。对具有长期文献史学传统的中国历史研究而言，考古学带来的巨大冲击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其一是作为史料的考古发现对史料本身的补白；其二则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古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社会的“深描”视角的补充。

202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选择20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冷门绝学”项目的负责人，或以自身主持的项目为对象，或针对热点考古新发现及问题，撰写评述结集而成《从考古看中国》，对由考古新发现和出土文献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历史图景，进行了通俗性的解说。全书共20篇文字，按“多元一体”和“史料传承”两个部分排列。前者大体以考古发现与研究为主题，后者则聚焦于出土文献或传世文献的再发现。纵观全书篇章，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界历史研究问题意识转换的缩影，从若干角度展现了考古学如何为古代社会进行补白与深描。

利用考古材料为古代社会补白的方面，该书通过对三星堆新发现的关注，对黄河中游地区以外良渚、海岱地区乃至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描述，对商王朝海洋资源尤其是盐业资源的开发等问题研究成果的综述，展现考古学介入之后，中国上古史重建研究的现状。如大众所知，商代晚期以前的上古史往往掺杂有很多神话色彩，学术界也有人称之为“原史时期”。对该阶段的历史重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向考古学倾斜，甚至于离开考古资料几乎无法有新突破。与古史构建同时兴起的，是对传世文献记载的中原王朝周边地区文化与社会的再认识。

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更新的速度加快，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是立说重心总体上从对政治史精英的关注，由中心转向边缘、由权威转向群众和社会生活。比如，对于资源的认识和社会组织的考察，原本不是传统史学的主流话题。以《从考古看中国》书中对良渚文化和渤海南岸商周时期盐业资源的开发为例来讲，就体现了学科范式的变换。在良渚遗址古城、城外水系统和良渚城内多处高等级贵族墓葬发现之前，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国家政体的形成时间、样态和表现形式是无实据可依的。恰是考古工作证明，良渚社会是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也才真正将中国的国家起源和文明起源上推至距今5000年前后。

　　2002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由绿松石片组成的龙形器。选自《从考古看中国》

同样，对渤海南岸盐业资源的考古探索，刚刚起步不到20年，这一发现不但印证了甲骨文卜辞中对于商王朝在滨海地区的分封和地方管控、田猎巡守，核心目的是盐业资源的控制，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为什么在商王朝国力渐衰，在全国其他方向全面战略收缩的态势下，仍然坚持对东方的征伐和控制。正是以这样小切口且专门的研究视角，揭示了早期王朝如何将疆域扩张到东部滨海地区，以食盐资源为核心，大规模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和贸易。

如果说上述突破仍然只是考古学“正经补史”意味下的冲击的话，对古代中国社会的“深描”所带来的史学意义更加深远。《从考古看中国》一书也有相应体现。

从研究程序来讲，史料的出现与研究之间的节奏往往并不匹配，对古代社会的深入认知，往往滞后于史料的发现，而理论的凝练与提升更肯定是在若干认识和理解的沉潜之后方能产生，考古学亦是如此。所谓新发现，并不一定是刚刚被发现的材料，也包括过去曾被发掘而不被认为是“材料”的研究对象。而如何“认识材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者的眼光和研究的范式，而非依赖于材料本身。这种认知，不仅仅是要将考古学发现置于史学视角之下，也是在非史学语境下，借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审视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形态和格局。

《从考古看中国》中对类似三星堆遗址这种从研究材料、研究对象到研究视角的全方位调整，不但是对既有旧研究范式与结构的倒置，也明确提醒学术界，当前范式的转变，正是在以考古资料重建上古史框架。就三星堆的发现而言，新发现固然彰显了早期巴蜀地区的特质，但从不断发现尊、罍容器，还是新发现的人像高冠，都体现出了长江中游文化传统、技术资源和意识形态对上游地区的输入和影响。如果脱离了史前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总体性背景认知，可能对于类似三星堆、环洞庭湖地区和赣江地区的商代晚期青铜文明的认识只能聚焦在其异质性，而忽视了当时中国南方之间、商王朝与地方的技术、文化和资源的互动整合关系，甚至失去了作为东亚文明史的整体格局的宏大认知。

　　2002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由绿松石片组成的龙形器。选自《从考古看中国》

出土文献研究也是一样。《从考古看中国》以个案说明，在脱离了金石学和纯粹的文字考证后，带有年代“分期”、对象与归属意义的出土文献，发挥出了更大的史学价值。当前的研究，已经呈现出关注文本写作背景、对象，文本性质和时代规律，甚至于私人书写和公私纪事叙述差异、地域知识与思想差异的情况，对晚周以降的写本文书和传抄古文的文献渊源、流传序列有了格局性的观察视角侧重转移，改变了出土文献的“史学取向”。其中，考古学所提供的年代学方法、出土背景的判断和辨识，是视角变化的基础。

对于考古发现、历史记载和文本书写过程的追溯及其所反映的古代中国的面相，是当下史学研究方向凝练的缩影。《从考古看中国》虽然是若干个案的总结，但仍然反映了通过国家社科基金的组织与规划，使得如何通过考古学拓展历史研究的疆界，如何通过考古学认识真实的古代中国，乃至通过考古学唤起民众的文化基因回溯热情，去重新审视中国。虽然未来史学巨大成就的发展道路和方向有诸多不可预测之处，但作为“小众”学科的考古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作出更加突出的贡献，更进一步补白复杂的古代社会，同时以实证深描璀璨的古代文明。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