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涛：考古还原青藏高原丝路的样貌

●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出土大量来自唐朝、中亚和西亚的丝织品、金银器,以及各类宝石珠饰，首次揭示了青藏高原北部的“青海道”曾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甘肃天祝县吐谷浑王族墓地、青海都兰热水墓地、乌兰泉沟墓地和西藏当雄吐蕃墓地的发掘，又进一步强化“青海道”对高原文明形成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阿里地区的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桑达隆果墓地等发掘，出土了时代更早、来自中原内地的丝绸、漆器、茶叶等物品，以及自欧亚草原、南亚次大陆等地区输入的多重文化因素。

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大墓的壁画——仪卫图（局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西州民族博物馆供图

如果回顾欧亚大陆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古代东西方沟通交流的途径和主导区域，有自北向南逐渐转移的过程，这是古代欧亚地区人类社会对世界认知区域逐渐扩大的结果。

北方草原之路是欧亚大陆之间最早开通和使用的路线，从旧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一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发生地带。

途经沙漠—绿洲的陆地丝绸之路开通稍晚，其标志性事件为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在汉唐之间的上千年间，陆地丝路取代草原之路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这一通道在唐代晚期逐渐衰落，代之而兴起的是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明时期发展至巅峰，明中后期至清因为海禁政策而逐渐衰落。

穿越青藏高原的丝绸之路，可被视为陆地丝路的延伸和扩展，其发展过程和节奏也基本与后者相吻合：该路线在两汉时期开始在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地区启用，至唐代其主体框架形成并发展成熟，唐代之后逐渐衰落。其衰落原因表面上看是由于唐蕃关系的恶化所致，实际上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唐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

青海和西藏的大量考古发现见证了青藏高原丝绸之路兴衰的整个过程。1982年启动的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发掘，出土大量来自唐朝、中亚和西亚的丝织品、金银器，以及各类宝石珠饰，首次揭示了青藏高原北部的“青海道”曾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对高原文明形成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近年来发掘的甘肃天祝县吐谷浑王族墓地、青海都兰热水墓地、乌兰泉沟墓地和西藏当雄吐蕃墓地，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识。在青藏高原西部的阿里地区，十年来考古学者们在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桑达隆果墓地等发掘，出土了时代更早的、辗转来自中原内地的丝绸、漆器、茶叶等物品，以及自欧亚草原、南亚次大陆等地区输入的多重文化因素。这些新发现揭示了青藏高原各民族在极为险恶的自然环境下，合力打通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共同参与丝绸之路商贸和文化交流活动，借助于不同文明的智慧，来拓展人类在高海拔环境的生存空间，并最终创造了青藏高原早期文明发展兴盛之奇迹。

青藏高原北部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吐蕃时期中亚风格的丝绸。瑞士阿拜格基金会供图

高原北部丝路：从一条“道”到一张“网”

20世纪70年代，在湟水上游的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考古学者清理了近600座史前墓葬和182座汉晋时期墓葬，显示该地区的人群活动前后延续达数千年之久。史前墓葬主要为本土的卡约文化遗存，而汉晋时期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物都与中原内地极为相似，仅保留了少量土著文化因素。

文化传统的转变始于西汉政府对丝绸之路的开拓和经营。从整个青海地区来看，大部分汉晋时期的遗址和墓葬，都分布在青海湖以东河湟谷地的农业区。它们的分布轨迹可以标示出一条主要交通孔道——“羌中道”，这是张骞自西域返回时，为避开匈奴而采用的一条高原通道。但匈奴是羌人的亲密盟友，它的一些支系也深入到了河湟谷地。在上孙家寨墓地的乙区，很可能埋葬着一批归顺东汉政府的匈奴贵族。他们的墓葬里出土了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和一件帕提亚波斯风格的银壶，不仅标记了他们真实的族属身份，也记录了他们曾经迁徙和征战欧亚草原的辉煌过往。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帕提亚风格镀金银壶。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开拓青海地区丝绸之路的主要功绩，属于另一个游牧民族——吐谷浑。它是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于公元4世纪辗转迁入青海东部，建立了吐谷浑政权。由于其曾经的政治中心在黄河之南，因此它所控制的交通要道又被称为“河南道”。根据文献记载，吐谷浑统治时期，青海丝绸之路日趋繁盛，甚至一度取代了河西走廊成为主干道。吐谷浑进而通过长江上游水系打通了西域与南朝政权的联系，延续了中国自汉朝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传统，也大大促进了青海地区经济、文化发展。

虽然文献中关于吐谷浑作为丝绸之路控制者和中间人的记载非常丰富，但实际上与之有关的考古发现并不多，因而其都城伏俟城的考古发现更显得弥足珍贵。该城址位于青海湖西7.5公里的共和县石乃亥乡，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相合。2020年考古学者对其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查，在早年工作的基础上，又发现了完整的外围城墙和数量丰富的夯土建筑基址及砖瓦残块，经C14测年为北朝至隋代遗存，从考古证据上确定其为吐谷浑都城伏俟城。西宁和乌兰等地还出土了一些北朝时期的波斯萨珊银币、拜占庭金币、丝绸和金银器等，都兰地区的墓葬中还发现过一件精美的青瓷莲花尊，很可能是来自长江中游的南朝时期遗物。这些发现可视为吐谷浑参与丝绸之路长距离贸易的实证。

乌兰大南湾墓地出土的拜占庭金币。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兴起于雅砻河谷的吐蕃王朝在公元7世纪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在经历了11代赞普、250年的繁荣之后，于8世纪后半期土崩瓦解。吐蕃强盛时期的统治区域，覆盖了整个青藏高原及相邻的河西、新疆和中亚地区，区域统一为高原丝绸之路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吐蕃统治时期的丝绸之路并没有衰落，而是被充分开发和利用，为吐蕃政权服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海都兰县、乌兰县及德令哈市境内的吐蕃时期墓葬，出土了大量的丝绸，多为唐代中原地区所织造，几乎囊括了唐代的所有织物品种。另有一部分为中亚和西亚地区织造，以粟特锦居多。一些丝绸上装饰有中亚和西亚的流行图案，如对狮、对马、对羊、对含绶鸟等，应该是唐朝专门为藩属国家或边境市场而定制的。墓葬中还发现大量兼有东西方文化要素的遗物，以金银器数量最多、品类最杂，包括鎏金银冠和金杯、镀金银舍利容器、鞍具带饰、日用瓶罐杯碗、棺椁装饰等。除了少量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和金银容器是来自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的输入品，大部分金银器具应是吐蕃本土制作。从其工艺技术和装饰纹样上看，已经形成了吐蕃自己的独特风格，其中明显受到了唐朝、粟特、萨珊和突厥金银器风格的影响。吐蕃墓葬中还发现了不少漆器，有的为本地制作，有的可能来自周边的汉文化区，如河西、高昌等地。器物上的文字题记显示，汉人和通晓古藏文的吐蕃人或吐谷浑人参与了这些器物的制造。很显然唐朝的一些先进制作技术输入到了这一区域，构成了本地手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吐蕃还从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购入大量玻璃、宝石和半宝石饰物，将其广泛应用于日用器物和贴身饰物上。绿松石装饰尤其盛行，成为青藏高原族群独具特色的一种审美偏好。

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王侯”文鸟兽纹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供图

高原丝绸之路的繁盛景象还直观地反映在大批彩绘木棺板画上。这些棺板画上所绘人物的服饰特征、器物造型及生活方式诸方面，都深受中亚地区游牧民族的影响，与粟特、突厥的文化面貌近似，可见吐蕃对这些地区的文化持开放包容和吸纳融合的态度。

通过分析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区域分布，我们能够大致对青藏高原北部的丝绸之路路网进行重建：从河湟地区的西宁向北，经门源、扁都口至张掖，与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干道相接；从河湟地区出发，沿青海湖南北两侧向西，经过海西地区的茶卡、乌兰和德令哈，沿着柴达木盆地的北缘，越当金山口到达甘肃敦煌；从青海湖向西南，经都兰、格尔木、茫崖，逾阿尔金山口入新疆南部，在且末和若羌与新疆的丝绸之路南线相接；从青海湖东南，经共和、兴海、黄河源，越巴颜喀拉山，由清水河镇至玉树地区，渡天通河、逾当拉山口入藏，然后经日喀则、吉隆宗喀，到达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和印度比哈尔邦。

高原西部丝路：从“物”的传播到“人”的往来

自2012年起，考古学者展开对西藏西部阿里地区象泉河上游的大规模考古工作。这里是汉藏文献记载中的古象雄国（大羊同）的政治文化中心区域，也是西藏本土宗教——苯教的起源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藏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考古学者在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取得一系列重大发现，将这一区域的早期文明面貌及其演进轨迹渐次揭示。2018年起，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启动了大规模联合考古，又一批重要遗存如桑达隆果墓地、皮央·东嘎墓地等被发现和发掘，前者还入选了“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些发现颠覆了人们对于阿里的刻板印象，这块以往被认为是人迹罕至的高寒区域，实际上在古代曾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化。而其创造辉煌文化的秘诀，在于该区域的古代人群与周边其他较进步的文化之间，一直通过一些鲜为人知的通道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交流。尤其是来自中原地区以丝绸为代表的物品，携带着高度发展的文明的重要信息，输入到这一偏远区域，深刻影响了这一地区文明演进的轨迹，这正是丝绸之路的价值所在。

西藏西部地区与其以西的拉达克、中亚地区和北部的新疆地区，早在青铜时代晚期就已经建立了相当密切的文化联系，这不仅在该地区的岩画上有充分的体现，也在考古发现中找到了最新的证据。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证据是在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距今3500年），出土的铜器、彩陶、釉砂和牛羊骨骼，显示出与新疆东部畜牧人群的密切关系。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4世纪的墓葬中，如皮央·东嘎墓地、聂桑墓地等，出现一些可能来自中亚和南亚次大陆的铜器、玻璃珠和贝饰，代表了这一时期人类活动和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向。

考古发现在公元前3世纪至1世纪，象泉河谷的墓葬和遗址数量大增。以曲踏墓地为典型代表，出土文物种类和数量也愈加丰富，其中包括黄金面具、红铜和锡铜容器、青铜短剑、带柄铜镜、铜铁饰物及铁质箭镞、匕首和马具等金属器，方背木梳、刻纹木牌、长方形木盘、四足或方圈足木案、纺织用具等木器，竹弓、竹编器、竹杯具等竹器，蚀花玛瑙珠、玻璃珠、红玉髓珠、植物种子珠串、印度圣螺贝饰、黄宝螺海贝等饰珠或饰件，以及大量的粮食和牛、羊、马等动物骨骼。这些物品有着广泛的来源，其中黄金面具、带柄铜镜、铁器等金属器的出现，反映了西藏西部具有广阔宏大的欧亚大陆文化背景；饰珠类装饰品大多来自印度河上游地区和印度洋地区，显示其与南亚次大陆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而竹木器、粮食等物品直接来自喜马拉雅山南坡的低海拔河谷地带。实际上除了本地能够产出的少量青稞、陶器、食盐、毛织物、畜牧产品之外，大部分物品都源自于周边低海拔地区，它们在高原地区的出现主要是经由喜马拉雅的河谷通道实现的，其贸易形式属于典型的“垂直贸易”。

作者：仝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