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为何看重《大言赋》

曹雪芹为何看重《大言赋》

——《芙蓉女儿诔》研读札记

作者：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上生

曹雪芹是一位既善于学习和继承传统又富有创新和开拓精神的作家。其学习和创造往往别具只眼，令人惊叹。他代贾宝玉所拟突破“銘诔尚实”传统体制的《芙蓉女儿诔》就是一个范例。

宝玉作诔文前，作品描述其创作心态云：

“诔文挽词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78回，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下同）很明确地强调为了表达情感需要可以“另出己见”地创造，但在具体写作时，他又强调学习前人，特别是“师楚”：

“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喻，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

这里，他列举了八篇作品，以及学习取法的内容和“辞达意尽”的目标。其中可以断定为“楚人”屈原宋玉的是前四篇，即屈之《离骚》《招魂》（一说宋玉作），宋之《九辩》《大言赋》。值得注意的是，其排列顺序，既非依时代(屈前宋后)，也非按作家作品（屈宋分列），却以宋玉的《大言赋》置于“远师楚人”诸篇之首。至于如何师法，四个“或”字以下笼统言之。曹公为何如此表述？历来读研《芙蓉诔》者，不曾有人作出解答，留下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本文尝试作一抛砖。

首先，应该确认，文中所谓远师楚人之“大言”就是指宋玉的《大言赋》。《汉书艺文志》云“宋玉赋十六篇”。《大言赋》虽不见于王逸《楚辞章句》和萧统《文选》，但晋宋时宋玉大小言赋已流传，颇多仿作，唐人编《古文苑》宋玉作品已录此二赋，明谢榛《四溟诗话》（卷2）、王世贞《艺苑卮言》（卷2）均有评论，可见已经为当时人所认同（吴广平编注《宋玉集》，前言及附录《宋玉及其作品的评论资料》，岳麓书社2001年版）。曹寅《楝亭书目》录有宋本《古文苑》两种，他的孙子曹雪芹当然有机会读到。

《大言赋》是一篇怎样的作品，曹雪芹为何对它发生兴趣并列为贾宝玉“远师楚人”之首呢？

《古文苑》载《大言赋》原文如下：

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王曰；“能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剥（一作戮）一世，流血冲天，车不可以厉。”至唐勒，曰：“壮士愤（一作顿）兮绝天维，北斗戾兮泰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一作罘罳）。锯牙云，晞甚大，吐舌万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耿（一作耿介），倚天外（一作之外）。”王曰：“未也。”王曰：“并吞四夷，饮枯河海。踆越九州，无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长。据地【】天，迫不得（一作能）仰。”（据《古文苑》四库全书本，原文无标点。）

全文不到二百字，比起宋玉《九辩》《招魂》（？）等长篇，显得分量很轻。从内容看，只是一场说大话的比赛，并无结果。后面《小言赋》开头谓宋玉获赏，似为补叙，作者如此处理，使二赋事件相接。但曹雪芹不提《小言》，独重《大言》。

历来对宋玉二赋，除作者争议外，评价并不高。明谢榛虽称宋玉大小二赋“出于《列子》，皆有托寓”，但随后又引昭明太子《大言诗》说“此祖宋玉而无谓，盖以文为戏尔。”王世贞则谓“《大言》《小言》，枚皋滑稽之流耳。”以后“以文为戏”“滑稽之流”就成为对宋玉大小二赋的基本评价。宋玉本为文学侍从之臣，以极度夸张想象之词显扬文采，娱乐楚王，写下这类作品并不奇怪。但问题是，宝玉作诔，是为追悼被谗害屈死的丫鬟晴雯，宋玉的游戏之作与宝玉悲情何干？怎么会被曹公看重并成为宝玉“远师楚人”的首篇？

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大言赋》放在创作的历史语境里，重新解读，才能发现和认识它对于《芙蓉诔》的意义。

《大言赋》是纯粹的“游戏之作”吗？非也。钱钟书先生曾历举中外大小并列之例，“或张小物而大之，或敛大物而小之。”谓“宋玉二赋，机杼若此。”（《管锥篇》第三册卷10）形式或如此，内涵似未必然。游国恩先生指出：“考小言大言之起，盖出于先秦之世……凡有三因：曰道家之寓言也，曰赋家之侈言也，曰文人之艺增也。”其例见于《礼记.中庸》《晏子春秋.外篇》《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则阳》《外物》及屈原《离骚》《九章》多篇。（《宋玉大小言赋考》，载《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但其所论所写大小，多为天地动物或神界想象，宋玉的大言赋却直言人事，特别是战事。从王操太阿“流血冲天”起，到唐勒的“壮士”，景差的“校士”（斗士），直到宋玉车盖长剑的渲染烘托和楚王补充的“并吞四夷”“踆越九州”的辉煌战绩，都在刻画一个肉身的勇武巨人形象。“长剑耿介，倚天之外”，更是以形象奇伟富有想象空间赢得后人——从李白（《司马将军歌》等）到毛泽东（《念奴娇·昆仑》词）的青睐。如果联系当时楚国的艰危处境，怀王客死秦地，顷襄王昏庸荒淫，“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不难理解，宋玉此赋，貌似游戏，实则深怀国事之忧。赋中的楚王，并非现实襄王，而是期待中的有为君王，“并吞四夷”，正是战国群雄争战逐鹿的统一理想。但现实却是“事楚襄王而不见察”。（刘向《新序·杂事第五》）两相映照，以未了之笔收尾，显然意味深长地隐含着某种悲情意味，暗示并未达到警醒楚王的效果。“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九辩》》司马迁批评“（宋玉等）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实宋玉并非自甘以文娱人。“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李白《感遇四首》）他有自己的坚持和作为，其方式是“谲谏”，《大言赋》即如此。谢榛说二赋“皆有托寓”，应是有所感悟吧。

还需指出，从物理意义的大小抽象出来以后，大言小言已经被赋予价值意义。《庄子·齐物论》云“大言炎炎”，成玄英疏谓“夫诠理大言，犹猛火炎燎原野”。《礼记·表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孔颖达疏谓“大言，谓立大事之言。”《大言赋》表面上夸饰勇武巨人，但所述却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时政战争大事（《左传.成公十七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如果说，屈原的《国殇》是实写楚国战事的危急，那么，《大言赋》就是以“大言”的高声呼唤重磅发声（此“大言”古义，《尚书·盘庚》：“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借助虚幻的夸饰想象（此“大言”义二）表达对挽救战事国事（此“大言”义三）危局的期待。宋玉以“大言”名篇，实在有一石三鸟之妙。

也许这才是曹雪芹所认识的《大言赋》的独特价值，也是贾宝玉作诔时将其列为“远师楚人”之首的真正原因。虽然赋体短小，而曹雪芹自创之诔体繁复宏伟，似乎难言取法。但曹雪芹的学习和创造精神正是在此种师法中独放异彩。这就是既取《大言》赋体之长，又取“大言”语词之义；既有所参照，更重在“另出己见，自放手眼”。甚至不妨说，曹雪芹是想把《芙蓉诔》作为他亲自定稿的前八十回的“大言”即最强音之作。

从语义说，他要使《芙蓉诔》成为体现小说主旨的“大言”。“使闺阁昭传”是写作《红楼梦》的本意，《金陵十二钗》是他给小说的命名。而晴雯是“十二钗”簿册展示的第一人，也是大观园清净女儿夭亡的第一人，《芙蓉诔》是作品中最长最优秀的歌赋宏文，第77回以《俏丫鬟抱屈夭风流》叙宝晴诀别，以同回“美优伶”悲剧映衬，第78回以《痴公子杜撰芙蓉诔》标目，又以同回《姽婳词》映衬，匠心运作，突出了诔文的“大言”即最强音地位。

从内容说，他取法《大言赋》以大事立言之庄严沉重。《大言赋》以关系国之存亡的战事为大事，而《芙蓉诔》以关系人类社会发展存亡和未来理想的女性命运和美的命运为大事，而又以巧妙用典（如“闺帏恨比长沙”“巾帼惨于羽野”）关合时政批判，内容极其深刻丰富。

从审美说，他取法《大言赋》以夸饰创造崇高形象之优长。芙蓉仙子是女性形象，楚辞本长于描写女性美，除《离骚》外，还有屈原《湘君》《湘夫人》《山鬼》，宋玉《神女》诸赋，而曹公一字未提，却突出写男性的《大言》，是因为他要创造的女性美是崇高而非传统的优美柔美。虽然宋玉要创造肉身男性勇武巨人形象，而曹雪芹要创造的是至情至洁、由凡而仙、亦实亦虚的精神圣女形象。二者并不相关，但其审美特质却又相类相通。同样以“天”为参照，巨人之身躯勇力，是“据地【】天，迫不得仰”；晴雯之风骨人格，是“身为下贱，心比天高”。创造女性独立人格的崇高美，是《芙蓉诔》的重要美学创新。自上古女娲神话以后，崇高美已成为男性专属话语，《芙蓉诔》实现了女性崇高美的突破，这一突破是通过对《大言赋》的师法和逆袭完成的。

由是观之，宋玉《大言赋》“以文为戏”为其表，“以言志痛”为其里，真正做到了“辞达而意尽”，符合曹雪芹的审美创新要求，列为“远师楚人”之首，也就不难理解了。（刘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