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荣的百岁人生：寻孔颜乐处 怀家国天下

【求索】

作者：于建福（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

学人小传

何光荣，号蒙山，1923年生，江西新余人。经史学专家。自幼接受儒家经典教育，1946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先修班，次年转入教育系学习。1949年3月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1956年9月以“调干生”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先后任教于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中央教育行政学院（今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著有《中国古代教育哲学》《中华大道》《中华经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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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光荣（右）与梁漱溟（中）等合影。图片由作者提供

今年，何光荣已是期颐之寿。谈及百岁人生，他这样说：“年之高也，则资之深，资之深则阅人生之形象者众，体人生之味厚者深，则反复思考品味之天地宽矣。宽则乐道，乐道则安，安则定，定则能知其本末、先后、厚薄以及用力之多寡、深浅矣。”

蒙山毓秀 耕读传家

1923年10月2日，何光荣出生于江西新喻县蒙阳乡茂冈村（今新余市渝水区人和乡茂江村），此地乃蒙山之阳。

位于新余市渝水区和宜春市上高县之间的蒙山，钟灵毓秀。蒙山东南麓的拾年山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五六千年，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离茂江村二三里处，相传是老莱子“耕于蒙山之阳”之地，当地还流传着孔子来此拜见老莱子的故事。老莱子所隐居之蒙山究竟何处，向存争议，何光荣宁信其有并乐道之，尤其赞赏老莱子不贪官禄、自力耕织、清高自守之可贵品质。多年以后，何光荣自号“蒙山”。

蒙山书院林立，儒学教化久已兴起。相传蒙山南麓曾有三大著名书院：南宋文天祥之父文仪纳徒设教之竹楼书院，南宋状元新喻名士黎立武所创蒙峰书院，明洪武年间新喻理学家梁寅所建石门书院。尽管久已难寻多少遗迹，但石门书院所见题联“迎接程朱，继往开来，振起两朝人物；远宗孔孟，承先启后，维持百代斯文”蕴意匪浅。“正德书院”尤值一提。据《上高县志》：为免于“饱暖逸居而无教”，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筹建正德书院，以正民德”。书院告成后，名师聚集，临川理学家吴澄等前来授徒，山民子弟得以诵习经书义理。

何光荣生于斯长于斯，深受滋养之益，况且何府乃耕读人家，诗书继世。据其回忆，何家家境殷实，家训乃“勤俭持家”，家风乃“耕读为本”。嵌于院子围墙的石刻“陋室惟馨”，表达着陋室主人安贫乐道而期待美名远扬的意趣。正房小客厅木刻“兰桂腾芳”，与院中那颗三四百年树龄的桂花天然成趣，蕴含着家族对子孙的劝勉与激励。其祖父何金甫、外祖父张月樵均为前清秀才，知书达理，耕读传世。他记忆中，家有八平方米书院，摆放了不少线装典籍，乃父辈读书之处。

作为被寄予“荣耀祖宗”厚望的长子长孙，何光荣自幼备受呵护，不足6岁即入私塾。9年私塾，首先背诵《三字经》之类蒙书，继而背诵《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每当塾师考问，他均能应对如流，初显读书潜质，深得塾师及亲友赞誉。何光荣至今记得祖父当年给自己讲授《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情景，尽管他当时难以尽解其意，但已能以此勉励自己修德进业，自强不息。自十二三岁，私塾读书之余，二叔父令其助理家务，早起劳作，或打猪草，或放牛，或卖豆腐。尽管长辈的要求近乎严苛，但他也因此经受了磨砺。何况，每天劳作尤其是放牛时，他还能偷闲诵习经书，让所学功课得以巩固。如此耕读生活，何光荣初知读书和劳作之甘苦。尽管私塾9年重在记诵而罕有讲解，但何光荣已能浅知经书奥义。这时练就的“童子功”，为他后来研习经史打下了根基。

1937年2月，恰逢“志于学”之年，何光荣进入新式学校，读小学五年级。与私塾强调背诵经书不同，学校开设国语、数学、历史等课程，老师讲授实用知识，也讲些有趣味的历史典故，所授内容与私塾所学常相联系。只是初接触数学，何光荣颇感吃力，但到五年级下学期就考取同班第二名的成绩。那时，日军魔爪伸向江西，何光荣“恰同学少年”，当年所见子弹壳至今在记忆中挥之不去。

升入中学后，功课之余，他仍渴求多读诸如哲学之类的课外书。尽管有些书苦涩难懂，但他刻苦钻研，初步培养了独立读书的能力。读高中时，学校不少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教员来自北方名校，受他们影响，何光荣对古文尤其是经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确定了报考北大的志向。

求学京师 从戎济世

1946年8月，何光荣考入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先修班。北大教授们的言传身教，影响其终身思想及学术轨迹。著名社会学家许德珩透彻讲授《社会学》，频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令何光荣对马克思主义初有了解，学习和研究兴趣一发而不可收。1953年版《资本论》中译本问世后，他即下功夫细读，并且由此产生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结合研究的想法。在西方哲学课上，他了解到古希腊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还购得《黑格尔选集》，反复阅读。经过对不同文明、不同哲学的比较，何光荣进一步感知到连绵不绝、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哲学思想之魅力，坚定了研究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信念。直到晚年，何光荣仍视当时未能聆听黑格尔研究大家贺麟授课为一憾事。所幸后来他曾就中国哲学有无唯心论唯物论之分、可否讲“心物统一论”诸问题，向贺麟当面求教。次年，何光荣由先修班转入北京大学教育学系，师从教育家陈友松、邱椿等学习教育学和教育哲学。

在北大求学期间，同在先修班的女生沈崇惨遭美国士兵强暴，由此引发“抗暴运动”，何光荣愤然参与其中。嗣后，相继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抗议反动政府查禁“华北学联”的罢课行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示威游行，反抗反动当局南迁北大的“护校运动”。1949年1月，何光荣成为北平外二区（前门）工作组成员，从事治安和侦察事务，为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做准备。

随着北平和平解放，何光荣遵照许德珩建议，穿上军装，加入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满怀激情地开启了一段难忘的南下岁月。他先后担任南昌市沐英城工作组组长、南昌市公安局司法科担任审讯员、警法科财务股长、南昌劳改农场场长等职，为解放军接管城市、建立人民政权发挥自己的才干。

1955年7月，何光荣调到南昌市第二高级中学任教，这是他教师生涯之始。翌年9月，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号召，按国家政策，他作为“调干生”回京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就读，师从陈友松、邱椿、陈景磐、毛礼锐、黄济等先生学习教育学、教育史。

1962年8月，何光荣到北京丰台区长辛店铁路中学担任历史课、英语课教师。课余时间，他遍览学校图书馆文史典籍。后来，他还经常跑到北京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广泛涉猎中华历史，尤其是有关朱熹、王阳明的典籍，做了大量笔记。这段时间勤奋攻读，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何光荣常言：“我是在一边教英语的时候，一边进到儒学里面来的。”

改革开放后，文化教育领域迎来了学术的春天，何光荣也开启了宋明心学和理学研究之路，进而走进儒学领域。为破解困扰已久的“心性”“心物”关系论，他就孟子的心性论及其与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脉络作了思考探究，确信孟子所述莫非尧舜周孔之道，以性善为理论基础，以良知良能为其必然表现，以养浩然之气和反身而诚为存心养性途径，以“万物皆备于我”为逻辑结论，开心学之端；陆象山继承发展孟学，集中在反躬、践履方面，以“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为陆学必然结论；王阳明继承发展了孟学陆学之精微，注重致良知，以知行合一为立言宗旨，心上求理求义求至善，发展完善了心学体系。1979年年底，《试论孟子、陆象山、王阳明三家学说继承和发展的脉络》一文初成，他便登门求教于新儒学代表人物梁漱溟，获益良深。其后何光荣多次探访梁漱溟，最令其难忘的是1984年，梁漱溟为其特意题写“相交期久敬，志道毋远求”相勉。

在研究陆王心学的同时，何光荣潜心于程朱理学的研究，于1982年9月形成专著《朱熹教育哲学研究》。书稿基于朱熹自然观、宇宙观、人性论和社会政治观，循论理学和伦理学两条主线论述朱熹教育哲学，前者建立于人之自然属性基础之上，后者则建立于人之社会属性之上，二者合二为一，“道心”化“人心”而已。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教育行政学院恢复办学。时任常务副院长于北辰求贤心切，于1982年7月将年近花甲的何光荣调入学院教育学教研室，专注于中外教育思想研究与讲授。在中央教育行政学院，何光荣编写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探粹》，从《学记》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说起，阐述儒家政治教化之道；结合“四书”，阐明完善个人和完善社会的理论；结合理学心学，阐发深蕴于哲理中的教育思想；结合古人读书明义弘道，阐发中华民族精神的培养；基于“格致”“践履”和道德修养及教师修养，强化“知行统一”学说。他还编写了《西方教育思想探粹》，此书从古希腊的教育思想说起，涵盖西方近现代教育思想，论及当代西方教育哲学流派及其哲学渊源。

何光荣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曾写道：“期冶中外古今教育思想于一炉，出其精华，以为当前教育实践之指导，并进而为建立我国教育理论作出些微贡献。”显而易见，何光荣探究古今中外教育思想时，特别注重儒家思想的挖掘和阐发；即使在研究西方教育思想时，也能“感到美国教育家赫钦斯的见解与儒家教育思想有相通处”。

返本穷索 真儒无敌

梁漱溟告诉何光荣，要“在中华文化之老根上穷索”。何光荣也认同梁漱溟说的“中国的老道理，不但能够站得住，并且要以此见精彩，开出新局面，为世界人类所依归”。

在《朱熹教育哲学研究》中，何光荣评价朱熹“为承先启后的儒学的捍卫者”，“首先是儒学的伟大继承者、发扬者和革新者，同时也是社会实践家，以及孔子以外影响最大的教育家”；同时，他也意识到，宋明理学心学源于先秦孔颜思孟，自己的学问需要由理学研究回到先秦儒学。以理学家朱熹教育哲学研究为基础，何光荣将研究的重心落在先秦儒道两家教育哲学的探究上。仅就儒学领域而言，他为《学记》作注，翻译《美国大百科全书》（1975年版）之“孔子”和“教育哲学”等词条；相继撰写《仁说》《释诚》《试论孔子的教育哲学》《论儒家之人性论与教育观》《试论孔子“儒行”之现实意义》《仁义忠孝乃是社会凝聚力之源泉》等论文，将儒家教育哲学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之上并以仁为核心，注重修身而教化人心，培养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君子。

1988年，何光荣离休。此后他将主要精力用于撰写《中国古代教育哲学》。当是时，中国有无“教育哲学”，甚至有无“哲学”，依然众说纷纭。何光荣提出，“我国应当有自己的教育哲学，应当建立自己的教育哲学体系。因为我中华的教育思想本来就出自哲理，特别是人生哲理……哲学本身就有教育之大义存焉”。换言之，“中国之哲学深蕴着教育思想，中国之教育思想体现着完备的哲理”，故曰“教育与哲学浑然一体”；只是需要发明之，“将其细作整理，条分屡析，其理论体系即粲然大备，我们应当为此而创造性地工作”。

历经十余年艰辛求索，1997年，《中国古代教育哲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老教育家于北辰在序言中称赞其所论“既自成逻辑，又深发中华传统文化之精蕴”；于述胜教授认为，何光荣以“信而好古”的儒者姿态谈论传统教育哲学，“不是站在一个局外人立场上，倒像是一位后生晚辈在追忆自己的先祖业师，如数家珍，充满体贴之情、敬爱之心”，其所重构的传统教育哲学体系，呈现了传统的大教育观，“在同情与体贴中切近传统”。

2005年，他的《中华大道》由中华书局出版。何光荣之所以有志于阐明何为“中华大道”，是因“吾中华民族禀天地物人合一之道而生、而灵、而文、而哲、而教、而政、而化、而一统，于今岿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独显其文化光辉者，以炎黄祖先及历代圣哲以弘道为己任之功也”。《中华大道》分为儒道篇、一统篇、正气篇三卷：儒道篇强调儒道之学同根同本，体用同异，穷理而尽性，乃不竭之生命力；一统篇阐明一统之理论基础，内聚力之源泉，同化与异化，大道隐显之迹；正气篇论及正气充天地、亘古今、发人性、镇邪恶也，确信正气必将长存人心，长存民间，如日月之经天，光明普照，此乃大道之精髓灵魂。该书以中华经典尤其是儒道两家经典为经，以二十五史为纬，以经观史，以史效经，经史互验，以弘大道，欲以张民族之灵魂，振中华之正气，求以扬人性之善，通万方之略。

离休后的何光荣，一直关心学院文化教育事业，以儒家精神贡献着儒学智慧。1999年教师节，他发表《尊师重道与尊师重教辨》一文，借《礼记·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之言，阐明尊师重道之义。文章强调：道者乃治国之道，重道乃重治国之道也，尊师乃尊能言治国之道之师；历代为人师者，莫不以通儒自高，讴歌中华历史上尊师重道之风尚；愿师者教之以道，范之以德，教者若不重言道，则自流于空泛，若无舵之舟，无衔之马，不知所之。

1994年，何光荣年逾七旬，“身居斗室，犹不知老之已至”，心忧民族，心怀天下，以其“呐喊之愿”“捐力之心”，撰写《论中华文化之特点与中华民族之使命》。该文概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忍耐刚毅、谦和诚信、富于理想之特性，从天地人物一体、人性物性、内外一统、社会政治、大同世界、人生意义诸方面探究中华文化之特点；提出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以及祖国统一、民族复兴诸方面的使命，强调弘扬中华文化，宣扬中华理性，使之与人类理性结合，用大同思想，促人类理想社会之实现。2007年11月，何光荣出席第三届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公民道德教育论坛，提交《论儒家伦理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论文并作交流。认为儒家伦理本于人伦，建立在天、地、人、物一统观之上，生于大道之中，立于人道之德，孝为诸德之本，由家庭而扩及社会；就政治伦理而言，应立道统，建德教，正君心，隶吏治，施仁政，利用厚生，各得其利，各厚其生，各乐其业，各精其技，各广其财，各聚其人，各仁其民，各个因素均处于和谐协作之中；就教育伦理而言，在于诱发人之善性，知与德一体，内圣外王一体，群我一体，德盛而教尊，教尊而道立，道立而天下和。

2012年9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学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何光荣出席活动并题写“大道至善，真儒无敌”。“真儒无敌”出自扬雄所谓“如用真儒，天下无敌”。“真儒”能“明于天，通于圣”，故曰“无敌”。2014年2月，何光荣作《真儒无敌论》，将“真儒”所应具备之修养概括为“六通”“四辟”，主张“六通而融会古今中西，四辟而开新用”并以此自励。所谓“六通”，即“通儒学之经典”“通班固所言九流十家之旨义”“通秦汉以降诸子百家之义”“通经典历史”“通经史之源流”；所谓“四辟”，即“辟道之新义”“辟德之新义”“辟政教之新义”“辟人类未来之新义”。何光荣谈论最多的，是自古真儒多所崇尚的“学通经史”，并用功而有恒于经史领域。

潜心经史 心正笔正

20世纪50年代后期，何光荣即以“莫须有”之名而遭横逆，直至拨乱反正，方可精研学术，惜已年近花甲。人生“不得志”如斯，然能独善其身，安贫乐道，潜心研读。30余年，他身居狭小局促、堆满典籍书卷的陋室，陶醉于中华经史，深耕不息。家中一张旧式课桌，成了他读书抄经、写书撰文的“宝地”；一张老式长方矮茶几，三张旧沙发，几把折叠凳，就成为与来访者切磋琢磨的“道场”。

古人“以能书闻天下”者众矣，抄经抄出学问或成就者亦不乏其人，完整手书多部经典而传于今世者，鲜矣。何光荣自1970年起即着手恭录经籍，其小楷精细工整，笔酣墨饱，骨力遒劲，严谨端庄，温润典雅，平和规矩，可见其修为与静气，此可谓“心正则笔正”。从82岁时，他费时两年手书《十三经》《道德经》《庄子》全文，仍见骨力神韵，可谓老而益纯，弥足珍贵。每当见其气定神闲，心无杂念，边抄书、边悟道，乐在其中而弗之怠，总令吾辈感佩不已。2018年，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学教育研究中心和国际儒联宣传出版委员会联合济南出版社，取其所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结集出版，名曰《蒙山手书四书》。同期，《何光荣楷书国学经典》面世。此类手书，熔经典与书法艺术于一炉，展现出他的学养功夫，也将激励更多学人亲近“四书”等中华元典，借以修身养性，成就学问，涵养人生。

何光荣对两位业师一直心怀“至真至诚”的崇敬之情。一位是许德珩。在北大聆听其讲授社会学，得以开始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聆听其1947年五四运动纪念日庆祝会上的演讲，懂得了“做人中人”而非“做人上人”之道理；负责保护其安全期间，在频频接近中“所获得的教育和所得到的启示亦更深切而永不忘怀”；受其直接开导而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南下工作团，经历了一段无悔岁月。八十年代屡屡拜访中，“重新感受了如坐春风的幸福”；与学友获赠题词“希望做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坚分子、人民的勤务兵”，感受到“许先生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和自身的“神圣使命”；聆听许先生与刘仁静交谈，领略到其为人处事展现的人格魅力。1989年10月16日，何光荣致信生命垂危中的许德珩，恭贺业师期颐大寿，深情感恩先生对自己人生成长的深刻影响，并恳请业师玉成其加入九三学社之愿望。另一位业师是陈友松。陈先生近半个世纪的耳提面命，令何光荣感恩终生。1983年清明，何光荣协助时年84岁、双目失明的恩师完成《思故乡》短文，陈老思念家乡山水草木和风土人情，感恩故乡人文教化，感念抗日烽火中五峰山的弦歌和留美期间湖北省的资助。1991年5月，他又协助病榻上的陈友松完成《我的教育观》。2009年11月，他与方辉盛合作主编的《陈友松教育文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99岁时，何光荣出版了他的集成之作《中华经史纲要》。此书由中华瑰宝“文字”说起，纵横于中华经史，兼明诸子贤集，恪守中华道统，见微知著，返本开新，持中西哲学一元之论，视“道德心性情”为一体，终成一部逾百万字的浩浩巨著。

身居陋室，心甘寂寞，寻孔颜乐处；宣经讲史，乐此不疲，怀家国天下。何光荣可称“真儒”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