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英雄的祖国”：电影《上甘岭》激起的时代潮音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战争故事片《上甘岭》，是在毛泽东主席直接关怀下拍摄的，第一部直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国产电影。1957年初，《上甘岭》在全国陆续公映后引起了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群众的热烈反响，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播最广、影响最深的主旋律影片。2022年是上甘岭战役70周年，也是电影《上甘岭》全面公映65周年。每当“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插曲唱响，国人的思绪总会被带回枪林弹雨下的抗美援朝战场，也会追寻先烈遗志，更加由衷而深刻地热爱“我的祖国”。《上甘岭》为何能成为那个激情澎湃年代的精神灯塔，并始终照亮共和国人民的心路？答案，或许就藏在它上映之初的那段岁月里。

英雄历史谱写英雄赞歌

恰如抗美援朝战场的上甘岭战役，电影《上甘岭》也是一场大捷，一场新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精品扬名立万的大捷。1957年，军旅文艺家张立云发表于《电影艺术》的评论就此指出：“电影《上甘岭》的出现，给中国电影艺术增添了新的光辉，打破了那种‘军事题材没有什么可写’、‘军事影片吃不开了’等等谬误论调。《上甘岭》的成功也证明，剧作家、电影艺术家的密切合作，同心协力，是可以制出好的国产电影的”。

军事题材怎么写出精彩？关键之关键，在于创作者走进战场、走近英雄。1957年，《中国电影》杂志策划了《上甘岭》创作谈栏目，从中可以窥见这部电影主创团队在还原历史、表现真情方面下的“苦功夫”。编剧之一的曹欣，在《火热的斗争激动着我们的心弦》里介绍：“我们是以再访‘上甘岭’作为创作的开始的。我们差不多找遍了可以找到的上甘岭战役中的英雄和部分参战人员，读完了有关上甘岭战役的绝大部分文字材料”。执导该片的沙蒙，则于《导演“上甘岭”的体会》一文中道出了他因《上甘岭》而萌发的心灵震撼：“对导演来说，在创作上起了更多作用的，与其说是这些文字材料，倒不如说同这些战役直接参加者的接触中，和听取他们回忆时，引起了我们思想情感的变化，比较确切些”。

真实终将无愧于亲历者，真情必能感染到过来人。1957年4月，上甘岭战役指挥员崔建功将军在《新华日报》发表了他的《上甘岭》观后感：“我在胜利电影院第一次看到了反映抗美援朝的战斗故事片——《上甘岭》。故事的内容使我激动得几乎要流出眼泪。我虽然不懂艺术也没有欣赏艺术的情绪，但那熟悉的山脉，熟悉的阵地，熟悉的坑道，熟悉的战斗场面，特别是那熟悉的英雄们的面孔和事迹都展现在我的眼前的时候，我不由地被引入上甘岭战役的沉思中了”。1957年8月，《上甘岭》入选文化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主办的庆祝“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电影展览，获得了军方与文化界的双重至高认可。

电影《上甘岭》的现实主义文艺成功实践，令当时的爱国文化工作者深感振奋。1957年7月31日，郭沫若在刊发于《人民日报》的理论文章《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看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中，盛赞“关于抗美援朝也有好的纪录片，特别是《上甘岭》。我认为不仅是一般读者和观众的精神粮食，而尤其是文艺作家们的精神粮食”。可以说，《上甘岭》为新中国文艺树立了一根标杆，招展了一面旗帜。

万人空巷的影史传奇

电影内容与内涵“叫好”之余，市场反馈的“叫座”情况也不应忽视。这方面，《上甘岭》同样表现不俗。

多数人最初听闻《上甘岭》这部电影，应当是在1956年夏季。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前播出了影片插曲《我的祖国》，这首歌很快便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唱开来。几个月后的1956年12月，《上甘岭》终于如约与参与首映活动的观众见面。此时，或许连制片方都未曾料到，中国电影史上难得一见的观影浪潮，正呼啸而来。

最先公映《上甘岭》的是首都北京。1957年2月16日，新华社通讯报道称自1月27日公映至2月15日，《上甘岭》“观众达到六十一万人次，每场的上座率平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打破所有影片在北京上映的最高纪录”。紧随其后的是摄制方驻地长春。1957年1月30日是《上甘岭》在长春公映的首天。29日，新华社通讯透露“长春市各个电影院早已预售完了全部座票，观众们正在排队购买明天正式上演的‘站票’”。

1957年2、3月间，一些大型城市的电影界也感受到了《上甘岭》的无穷吸引力。3月18日新华社通讯披露：《上甘岭》在“南京首轮电影院放映完毕，观众有四十五万人次，上座率百分之百。到14日为止，上海预订出的票数是一百三十九万多张，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影片的订票数。天津自3月1日到10日预订出了一百多万张票”。

当《上甘岭》在大型城市陆续亮相，其他城市的影迷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希望尽早一睹感人泪下的《上甘岭》。在4月30日开映前一周，宁波已有3.5万名群众订购了《上甘岭》电影票，约占当时宁波全境人口的三分之一强。5月5日《宁波大众》报道表示“早在上海举行新片展览的时候，两家电影院就不断地接到许多观众打来的电话，询问《上甘岭》什么时候到宁波”。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上甘岭》也代表中国影界“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的豪情壮志。

1957年4月21日，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沈阳，当夜，在时任党中央副主席朱德的陪同下，伏罗希洛夫欣赏了影片《上甘岭》。1957年7月13号，日本前军人访华团到访长春电影制片厂，厂方为他们准备的招待影片也是《上甘岭》。

1959年6月，《上甘岭》在印度尼西亚主要城市轮番播映。7月16日，《参考消息》援引外媒消息称该片“在苏门答腊第一大城市棉兰上映时，曾连映一百八十场，观众达十五万人，在雅加达上映时，又在各大戏院连续映了整整二十五天，观众近二十万人次”，这个数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出口史上堪称顶流。

让无数国人潸然泪下的《上甘岭》也激励了同受帝国主义威胁的其他国家人民。1962年《上甘岭》在古巴公映之际，恰逢战氛浓烈的“古巴导弹危机”。当时有古巴革命战士在观影后激动地对中国记者表示：“我们将像你们一样地赶走美国佬，古巴的每一座山都将成为上甘岭”。

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

历数《上甘岭》在1950年代人民群众中激起的思想浪花，新青年们因这部影片获得的精神洗礼，无疑最为引人瞩目。

1957年1月31日，丁里在刊载于《人民日报》的《上甘岭》影评里感叹：“这是一部很有意义的影片。《上甘岭》的英雄们的事迹，对广大的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将会发生重大的影响。英雄们在激烈战斗、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所能做到的，难道我们在和平建设的岗位上做不到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在国家层面，一批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上甘岭》对青年思想教育具有积极作用，呼吁将相关感染熏陶推向更高水平。1957年3月，人民教育家徐楚波在全国政协第二届三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加强北京市中学里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大会报告，其中特别提到北京市“学生对《上甘岭》这部影片很感兴趣，为此，愿意学习志愿军的英雄榜样”。《上甘岭》公映后，团中央各舆论平台相继刊出多篇青年思政主题影评，其中《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解放军总政文化部文艺处长马寒冰撰写的文章《我们从影片〈上甘岭〉学习什么？》，以及《中国青年》杂志刊发的观后感《看完〈上甘岭〉以后》影响最大。

各地方也将《上甘岭》作为鲜活素材，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参与广泛的“荧幕上的青年思政课”。

据新华社消息，1957年2月23日，南京市团委、文化局与江苏省电影发行公司联合邀请1700多名各界青年参加了“电影《上甘岭》招待会”，主办方邀请上甘岭战役功臣崔建功、尹邦宪、胡荣经与青年朋友们一道观影，并分享他们在上甘岭浴血奋战的感人事迹。3月23日，崔建功又与另一位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指挥员张计法，共同在上海文化广场面向万名青年讲述那场壮烈战斗的英雄印记。这场规模宏大的分享会是上海方面配合《上甘岭》公映展开的主题宣传活动。在首轮公映期间，上海有关部门总计安排两万多名本市青年与崔建功、张计法现场交流。

1957年4月9日是《上甘岭》在杭州预映的第三天。当晚，杭州市工会、团委及《杭州日报》编辑部组织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代表，围绕《上甘岭》观影体会展开思想交流。到会青年纷纷表示“要学习英雄们为着革命事业而艰苦奋斗，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始终乐观地坚持奋斗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同志间高度的团结友爱精神”。作为配套宣传活动，宁波人民广播电台于《上甘岭》在本地公映前后的4月27日、30日以及5月5日、7日、12日多次播送七连张连长、八连指导员以及崔师长的对话实况录音。《宁波报》也在4月30日公映当天发布“请大家写‘上甘岭观后’”征文启事，鼓励广大青年读者结合自身学习工作，畅谈观看《上甘岭》影片后的深刻感悟。

据当事人回忆，《上甘岭》导演沙蒙曾在甄选影片插曲时，向作曲家刘炽交代过他对配乐的期许：“希望这支歌随电影的演出传遍全国，而且家喻户晓……过了若干年，这部电影不演了，只要唱起这首歌，就会联想起影片中动人的场面，就会怀念起那些可歌可泣的志愿军英雄们！”2018年7月，英国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在国家大剧院奏响《我的祖国》，现场观众欢呼沸腾，纷纷跟着乐声高唱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沙蒙导演的寄望没有落空，一代又一代的共和国人民记住了《我的祖国》，记住了《上甘岭》，更牢牢记忆着70年前那场打出自信、打出天地的“立国之战”——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