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遗址 大遗址考古的典范

玉饰牌

良渚遗址已成为大遗址考古与保护的成功典范，为中国乃至世界同类型大遗址保护提供了一份经典案例。

2019年7月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浙江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中国在五千多年前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是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代表。

良渚遗址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的重要价值，它的真实性、完整性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

发现良渚：想象得到实证

1936年，中国第一代考古人施昕更（1911年—1939年）在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黑陶片，良渚遗址因此而得名。此后的80余年里，历经中国四代考古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良渚古城遗址如同一个不断发现碎片的巨大拼图，从发现王陵与贵族墓地及出土大量玉器，到发掘宏大的宫殿与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等遗迹，最终将这处面积超过100平方千米的超大型都邑性遗址完整呈现在世界面前，今人对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想象得到实证。

2006年至2007年，中国考古学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一室主任、良渚工作站站长刘斌和他的考古团队历时一年多时间，先后发现并逐一确认围绕良渚古城修建的四面城墙，这座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的古城开始显露轮廓。这一重大发现轰动一时，被誉为“石破天惊”，这道城墙的发现，将四代考古人先后发现的高等级墓地、祭坛、玉礼器系统、大型宫殿基址等300多个遗址点串为一体，一个以稻作、玉器、土筑、城市建制为特点的国家级文明脉络渐渐清晰起来。刘斌说：“良渚古城发现后，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在古城外围，存在一个由11条水坝组成的面积约14平方千米的大水库，并通过一条5公里的长堤与古城连接到了一起，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这个大型水利工程具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诸多功能，展现出世界同期罕见的科技水平，为了解良渚古国管理机制和社会复杂化程度提供了重要观察视角。

成熟发达的稻作农业，数不胜数的精美玉器，以及宏大古城规模所显示的深彻社会动员能力和高效组织管理能力等，都显示良渚已经具备文明的形态。刘斌指出，良渚古城绝不亚于同时期的古埃及、苏美尔和哈拉帕文明。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使国际学术界认为“中华文明历史不足五千年”的观点产生了根本性转变。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三次访问良渚，称“它让人们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理解提前了1000多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弗农·斯卡伯勒表示：“良渚考古不止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传承良渚：考古与保护并行

刘斌认为，良渚古城遗址考古与研究取得了诸多突破性成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起考古与保护紧密结合的大遗址考古模式。他指出，良渚古城遗址的大考古模式，使中国考古人逐渐改变了考古观念，对早期都邑的研究视野扩大到一百平方千米的尺度，并通过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勘探和石、玉、林、水、土等各类资源调查，将良渚周边1000平方千米的文化遗址和自然环境纳入整体研究观察。

“1986年发掘反山遗址，我们没有一口气挖到底，并呼吁当地政府保护，就这样每个重要遗址都逐一保护了下来。如果没有保护，最后古城可能上面会盖满了房子，也就不会有今天良渚这样完整的遗存呈现出来。”刘斌说，“发现良渚文明的过程，真正体现了考古与保护的良好互动。”

2009年，由国家文物局和杭州市政府共同举办的“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通过《关于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提出了“良渚古城遗址要像公园般美丽”的畅想。2017年，良渚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同时建成具有国际标准的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及良渚遗址监测中心。

随着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一方面，良渚古城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开始转入小面积、精细化发掘阶段，另一方面，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保护进入统筹管理阶段，按照国际标准、科学精神构建了“大保护、全联动”新模式。2018年投入使用的良渚古城遗址遗产监测平台，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遗产监测、保护、管理的融合。现在，良渚遗址已成为大遗址考古与保护的成功典范，为中国乃至世界同类型大遗址保护提供了一份经典案例。  

（本报道未署名图片由刘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