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洛遗址 出现阿舍利手斧的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

高海拔带来的极端环境，并没有阻止人类文明火种的蔓延。皮洛遗址就是早期人类克服青藏高原极端生存环境的力证。

“好大好平的一片阶地！”2020年5月，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所所长、皮洛遗址考古项目执行领队郑喆轩站在一处小山坡放眼望去，发出这句感叹。彼时，他不曾料想，在这处阶地下潜藏着一处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皮洛遗址。

皮洛遗址的发现

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限制，制造石器一般都是就地取材，从附近的河滩上或者岩层中拣拾石块，打制成合适的工具。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漫长的时间里，唯有遗留的石制工具为后世打开了一扇穿越时空了解古人的窗。

2019年3月，郑喆轩带队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市。一天，他们在一处阶地上发现了一件具有明显旧石器时代工具特征的石头。“刚发现时，我有点自我怀疑，连忙叫不远处的师兄一起核实，结果他也迟疑了一下，但很快我们就从彼此眼神中看到了喜悦和确信的光。”这是一块手斧，是旧石器时代极具代表性的典型石器。这一发现仿佛拨云见日，在川藏铁路调查任务完成后，团队便转入了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

2020年4月到5月，郑喆轩和他的团队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作为当季调查的重点。就是这一次，他们来到了皮洛，并最终揭开了这处遗址的神秘面纱。5月11日，初登皮洛的考古队员斩获颇丰。当天，考古队员就发现了少量的石核、石片。5月12日便发现了第一件典型的手斧，很快又发现了第二件、第三件。当时，郑喆轩便预感到这个遗址“不对劲”。果不其然，到了5月14日，一个非常震撼的场景出现了—在一个区域中，地表暴露的石器简直俯拾皆是，“光手斧都采集了差不多20件”。那一天的午后漫天乌云，很快暴雨和黄豆大的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但考古队员们宁愿一边被冰雹砸得皱眉头，一边憨笑着弯腰捡“石头”，也不愿收工。

2021年4月底至11月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皮洛遗址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团队的日常工作主要是遗址的发掘、测绘等。在皮洛旧石器时期的遗址发掘中，他们用手铲、竹签、刷子这类最简单的工具，一点点地清理着遗址的表面；在测绘时，还会用到全站仪和摄像机等，对所有编号标本拍照、记录三维坐标和产状，还对遗物分布密集的水平层进行了三维摄影建模。

通过第一阶段野外发掘，团队初步测定，皮洛遗址的面积约占100万平方米，同时，发掘揭露出多个古人类活动面，出土编号标本7000余件。

东亚地区的阿舍利手斧

最有突破性意义的发掘成果是可体现阿舍利技术的手斧。阿舍利技术因1859年在法国亚眠郊区被发现的圣阿舍尔遗址而得名。阿舍利手斧是史前时代第一种两面打制、加工精细的标准化重型工具，可以说它代表了古人类进化到直立人时期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技术境界。

此前，学术界就东亚地区是否存在阿舍利技术争论不休。1944年，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在参加了东南亚考察团后，提出了一个观点：西欧、非洲、西亚与南亚次大陆上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均有手斧发现，而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等地并未发现。以此为依据，他在欧亚大陆及非洲上划了一条莫维斯线，分作两个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圈，莫维斯线往西为“手斧文化圈”，莫维斯线往东为“砍砸器文化圈”。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交锋最激烈的时候，莫维斯线甚至被用作证明“东亚地区处于人类进化和发展的边缘地带”这一谬论。

随着中国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考古队在长白山、百色等地相继发现了大量的手斧，但其制作工艺尚不具备经典的阿舍利标准。近几年在洛南地区发现的手斧组合符合西方阿舍利早期的一些组合特点和技术特点，但是手斧做得不是很薄、很对称，因而被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不典型。而此次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薄刃斧等遗物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也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莫维斯线论战画下了休止符。

郑喆轩说：“虽然我们目前无法得知，创造出这些石器的是同一批先民不断技术革新的结果，还是带着新技术的族群不断迁入。但至少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高海拔带来的极端环境，并没有阻止人类文明火种的蔓延。皮洛遗址可以看作早期人类克服青藏高原极端环境的力证。” 

（本报道图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