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归来，新作《起初·纪年》推出：温故而读新

继2007年出版《我的千岁寒》之后，王朔已经歇了十五年。现在，2022年8月16日，王朔四卷本长篇小说《起初》中的《起初·纪年》推出。王者归来，吊人胃口。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起初·纪年》居然写的是汉武帝——从其亲政到去世为止五十多年的人生，人人熟知的李广、李陵、司马迁、苏武、张骞、司马相如、卫青、霍去病等，都会演绎出许多故事。天哪，这位“全部知识积累就是结结巴巴的三五十首宋词”的市井人物，居然跟汉武大帝扛上了。悬念在此，不读是说不过去的。在流量时代，一个小忽略就会成为文盲的。

王朔真是大爷，公然说：“我不想再写那些与我无关的东西了，不想再为钱、信仰、读者、社会需求写东西了。如再写我将只为我心目中的唯一读者——我自己写作。”在孔子奠定诗教为文学宗旨的中国社会，王大爷真够狂的，但您能拿他怎么样？他不属于体制。王大爷新著未到手，那就先温其故吧，让年轻一代见识这位爷如何让顽主成为汉武大帝。

请注意王大爷的背景，1950年代后期出生，首都的军队大院里成长。刚刚开始懂事时候，对神圣的肆意亵渎成了他幼时的回忆。此后，当过兵，退伍后端了一阵铁饭碗，然后，经济改革大潮涌动，王大爷四处挣钱，最后成为一名自由作家。其经典名言是，“中国人活得太可怜了，我装孙子看脸子多少年了，干嘛呀，我不想装了，我一没单位二没领导，经济上又独立，有充分的自由感，我要抡圆了活一把，活着就得对得住自己。”用专家的词儿来说，这叫市场经济理念。

王大爷1986年发表了小说《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不过，此时的中国文坛正是新潮派的先锋试验期间，这种烟火气作品还轮不上有人关注。1988年，王大爷的小说被电影界看中，一口气根据他的作品拍了四部影片《顽主》、《轮回》（小说《浮出海面》）、《大喘气》（小说《橡皮人》）、《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当时电影界称这一年为“王朔年”，这也的确是电影史上仅有绝无之事。也就是说，王大爷在审美文化舞台上的活跃是1980年代末的事，但真正的王朔热却是在1990年代。1992年之后——政治史决定了文化史的命运，开放的市场经济释放了人的欲望，在半年多时间内，王大爷小说的销量已突破一百万册大关，几乎所有的书摊上都有他的作品在出卖。盛况空前。

我把王大爷看成某社会层次第一位的发言人，因为他发言得早，以至于当时人们还不太清楚这到底有多大意义。人们之所以到1990年代认识到并承认王朔的文化意义，乃是某社会层次已成大气候之必然文化结果。王大爷的成功本身就成了1990年代的一个文化奇观：一个自称是“流氓”的顽主，一个把文学说成是“码字儿”的人，一个甚至粗野地认为文学事业如同烟花女子的行业一样的人，居然成了名利双收的大作家。

到底是什么东西使王大爷大红大紫起来呢？难道真是由于他具有“一不小心就写成《红楼梦》”的那种异常出色的文学才能吗？当然不是。他的一个熟人或朋友说他别的干不了（商途与仕途都无进取），“当作家真是势在必行”，“尽管我认为王朔也只好当作家了，他真当了作家我还是吃了惊。他不认字呵！全部知识积累就是结结巴巴的三五十首宋词、七八十本间谍小说以及为数不详的几次艳遇。”此说也许过于刻薄。王大爷的幽默、调侃，对语言的艺术性玩弄，还是可以称道的，否则人们不会把他的作品当文学来读的。

但是，我认为根本还在于，新的社会类型必然会有自己的文化要求，必然会要从众多的文化人中挑出一个作为自己的代言人。至于这个人是否甘愿如此，是否非常出类拔萃，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对于被挑中的人来说，也许只是偶然的。正如恩格斯说：“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当然偶然之中也有必然，这个必然就是：谁能较早地、集中地、大面积地客观表述出市场社会的意义和要求，而且是读得懂的、具有亲近感的，谁就会成为被挑选的对象。

所谓顽主也就是王大爷笔下的边缘人物，边缘于主流社会，这种人或者干脆什么单位也没有，全靠一伙朋友找些临时的事干干，过着混世魔王的生活；或者还是有单位的人，但也是与单位同床异梦，混单位的工资，然后又到社会去寻找各种缝隙，钻营生计。这种人只要不被逮着，啥都敢干。《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就亮出自己的身份：“我是劳改释放犯，现在还靠敲诈勒索为生”，“我和一百个女孩子睡过觉……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老枪！”《浮出海面》中的石岜，在“公家也顶不住了”时出来“自食其力”，其实是干些“放白鸽”、“摸洋枪”的勾当，以女色去诱惑外国人上当，然后狠狠敲诈一把。石岜的腿被黑社会给毁掉了，连于晶都情不自禁地说“你对社会的危害可以少点了”。

由于王大爷个人所具有的生活经历，他笔下的人物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这些人物大都在小时候有比较优裕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父辈是军官或政府官员，比平民的地位自然要高。可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件冲垮了他们的生活道路，他们无书可读，也无人管教（如《动物凶猛》中那群孩子），自然也无法接父辈的班。成年之后，改革开放，经济成为中心，权力向金钱让路。这时候，他们自身一无所长，老子又赶上退休离休，金钱与权力都不是垂手可得的东西。他们不甘于端着铁饭碗过清贫的生活，何况“公家也顶不住了”，他们又没有能力和本事去挣大钱，于是就成了这么一伙人，他们可能“一无所有”，但又过得比谁都潇洒、奢侈。这些人物的命运，深刻地反映了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过程。

在《顽主》中，于观的老干部父亲教育他“该想想怎么能多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于观不服，说我“非得绷着块儿坚挺昂扬的样子才算好孩子？我不就庸俗点吗？”何谓“庸俗点”？在《顽主》中，于观等人成立“三T公司”（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这可不是一般的家务服务公司，而是包揽一些奇特服务项目的公司：替一个低能作家去自欺欺人地颁发所谓全国大奖，替肛门科大夫去赴女朋友的约会，替丈夫去挨妻子的骂……，荒诞的服务又是用荒诞的手段去完成：替人去赴女朋友的约会，因为这个女朋友“是个现代化派，爱探讨人生的那种”，于是替者“没词儿了，我记住的所有外国人名都说光了”，只好“用弗洛伊德过渡”。在《你不是一个俗人》中，“三T公司”又变成了“三好协会”，即“首先是一片好心，其次是各种好话，最后是汇成一个刻骨铭心的好梦”，“三好协会”的工作是干什么呢？就是“时代呼唤捧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不必天天劳动了。吃饱，喝足，玩够，睡醒了后，有点空虚了”，这就需要有人来吹捧，把自己吹捧为圣人。“作为一个优秀的吹捧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不惜把自己变成一个可怜虫，一个笨蛋，一个恨不得让人用大耳刮子抽的白痴。”这当然只能理解为一种美学上的荒诞，不能当成现实生活本身，可是，这种美学趣味毕竟还是明显地流露出一种刻薄嘲讽。

王大爷的调侃与戏弄，引来另一位更老的王大爷（王蒙）的捧场，点赞为“躲避崇高”。1993年初，王蒙大爷称颂王朔的作品“与文学的崇高性实在不搭界。与主旋律不搭界，与任何一篇社论不搭界。”为了遮掩一下对王大爷的反规范的称颂，王蒙大爷后来自我解释说：“笔者所肯定的王朔的‘躲避崇高’，当然指的是躲避这种吓人杀人的自封的崇高即伪崇高。”

这是戏剧性的一幕，王蒙大爷由此欠了主流文化一笔账，时不时被人提起。因此，在此后的日子里，他老人家小心翼翼地保持主流文化守护者的角色，因为他是体制中人，也获得了应有的奖励，由捧王朔大爷带来的不愉快也就过去了。

今天，归来的王朔大爷不再玩顽主的游戏——顽主们都成了老人，没什么好玩的了。原先的空间不能随意耍嘴皮了，但人有嘴皮就有耍嘴皮的欲望，于是，再度出山大的王大爷便用汉武大帝取代了顽主们，不必担心某位大爷出来说“躲避崇高”。欲看顽主如何变成汉武大帝，您得去读《起初·纪年》。

（作者为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