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后，拉美“文学繁荣”再回首

“拉美”、“文学”和“爆炸”这三个词搭在一起，实在是富有张力的组合。按照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的说法，那些最早给新兴的拉丁美洲小说安上这个名号的人，可能认为它意味着短暂和空泛，“轰隆”一声过后，留不下什么东西。然而事实证明，这场“文学爆炸”更应定义为接近英文本义的“文学繁荣”，因为留下了一批重新定义西班牙语文学的划时代之作，而且经由翻译和传播，它们还影响了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学创作，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它们让全世界的出版商对当时的拉美文学刮目相看，其中的优秀作品持续不断地被关注、被引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拉美“文学爆炸”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史中的必要章节。

文学形式的革新者

关于拉美“文学爆炸”是何时开始，又是何时结束，学界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始于1960年代初，终于1970年代初。在此期间，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拉丁美洲小说，尤以1967年出版的《百年孤独》标志着这一波文学浪潮的顶点。人们普遍将1962年视为开启之年。多诺索在《“文学爆炸”亲历记》中详细回顾了这一年在智利康塞普西翁大学召开的会议。当时拉丁美洲风头正劲的一批作家参加了会议，打破拉美各国间长久的文化隔阂，创作一种不但属于本国、更属于整个拉丁美洲的文学，成为与会者们的共识。

也是在这一年，一批后来被奉为经典的拉美新小说几乎同时面世，包括巴尔加斯·略萨的《城市与狗》和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再加上胡里奥·科塔萨尔在1963年出版的《跳房子》，这三位作家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并称为“文学爆炸”的四位主将。当然，拉美新小说不是在1960年代才凭空出世，而是经历了多年酝酿。有学者指出，这场文学运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探索尝试，50年代加速推进，直至60年代全面爆发。

每一次文学革新，都是一次颠覆性的创举——年轻作家们断然拒绝上一辈人的美学理念，试图另辟蹊径。拉美新小说萌芽之前，在拉美小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那种用风俗主义的眼光、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本地乡土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出当时陈旧闭塞、缺乏美学创新精神的创作环境。拉丁美洲新一代的小说家们从欧洲和美国的现代主义小说中学习创作方法，他们看重的不是这些故事“讲什么”，而是“如何讲”：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然而，他们并不是单纯地模仿欧美作家的写法，而是对之有选择地吸收，摸索出一套创造性方法，用来讲自己土地上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再是本地风俗的记录，而是对民族根源的追溯、对人的命运和拉丁美洲命运的探求、对社会现实富有哲理的映射和反思。

最开始做出这样尝试的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在本国文学批评界和读者群中引发广泛关注。正是《百年孤独》等作品的巨大成功，带动了拉美小说的整体崛起，使得马尔克斯之前的那些作品真正受到关注，让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等更为年长的拉美作家被“发现”。就这样，从1899年出生的博尔赫斯到1936年出生的略萨，各个年龄层的拉美作家都被囊括其中，成为文学形式的革新者。

拉丁美洲的故事

王国维先生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罗曼·雅各布森断言，每个时代的艺术中均有一种艺术作为主导。如果说在20世纪上半叶，拉美文学主导性的体裁是诗歌，那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就成为拉美文学最有力的代表。诗歌能抒怀咏志、唱出个人的声音，而小说则能讲述民族的寓言。在拉丁美洲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一种新的拉丁美洲共同体意识逐渐成形，这种意识影响到文学，同时也被文学所塑造。

拉美新小说讲述的不仅是一地特有的故事，更是整个拉丁美洲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从寻找根源的主题开始。在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中，一个男人带着亡母的嘱托，踏上了寻找生父的漫漫旅程。在《百年孤独》的第一章，布恩迪亚带着他的族人要打通一条连接马孔多和外部世界的道路，他们沿着与西班牙征服者相反的路线行进，在雨林中发现一艘西班牙大帆船……在这些故事里，原本生活在与世隔绝状态中的拉丁美洲人一次次见证从欧美舶来的现代文明奇迹。例如在《百年孤独》中作为拉丁美洲象征的小镇马孔多，第一次见到火车的居民只能以“一个吓人的东西，好像一间厨房拖着一个镇子”来形容这一现代发明，它既是进步的许诺，又似不祥之兆。对于他们来说，火车如同神话般魔幻。从这个意义上说，“魔幻”意味着欠发达，意味着尚未祛魅的状态。马尔克斯和他的同行们讲述的，就是当时生活在欠发达状态中的拉丁美洲人经历的欢欣与苦难，他们一次次被点燃又一次次被浇灭的希望。

当然，“魔幻现实主义”不等于当时拉美小说的全部。这些拉美故事不断突破小说自身的界限，或与其它艺术形式有所联系，或邀请读者一起向传统的小说阅读方式发起挑战，它们意味着新的结构、新的语言。富恩特斯的《最明净的地区》读起来就像在观看墨西哥现代艺术家创作的巨幅壁画；阿莱霍·卡彭铁尔的《追击》采用了与交响曲的诸乐章相呼应的故事结构；略萨的《绿房子》如电影镜头般轮流展现在不同时空中并行、最后交织在一起的多条故事线；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更为大胆，让读者自己去选择章节的阅读顺序；卡夫雷拉·因凡特的《三只忧伤的老虎》从小说标题开始就不断抛出文字游戏。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作家无穷的创造力和拉丁美洲人民不竭的生命力。这些力量的积聚，要突破小说固有的边界，要释放太多的能量。

从20世纪70年代起，拉美文学就难以复制那种划时代作品集中诞生的热闹场面了，但其余波仍久久未平。在文学后辈们如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家》中，能明显看到《百年孤独》的影子，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也带有《跳房子》的痕迹。曾经几乎不为世人所知的拉美小说，已经成为各国出版商绝不会忽略的选题。60年后回看，这就是拉美文学的“走出去”，是拉美作家以饱含原创性的精神、跨越国界和大洲的眼光和气度，尝试了小说创作的新的可能性，实现了拉美小说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这也是拉美“文学爆炸”在热闹过后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经验遗产。

（作者为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