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遗产事业的成功实践（看·世界遗产）

2021年7月17日，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在福建福州举办的第44届会议期间发布了《福州宣言》；同年10月13日，在云南昆明举办的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发表了《昆明宣言》。

《福州宣言》高度评价了世界遗产在达成全球共识、努力保护遗产及其蕴含的文化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意义：“通过推动相互尊重文化特性和理解多样性文化表现形式，促进了不同文明间交流与国际理解，为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生物多样性是自然遗产核心内容之一。《昆明宣言》再次强调生物多样性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为地球上所有形式的生命提供着支持，号召所有国家为巩固人类和地球的健康与福祉、促进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应“进一步开发关于生物多样性宣传、教育和公众意识的工具，以支持向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行为的转变”。

“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福州宣言》《昆明宣言》凸显的共同特征，意味着50年来世界遗产保护行动进入了一次新的全球性重要变革阶段。本报记者在这两次大会的现场，亲身感受了积极、热烈的氛围和来自世界各地与会者强烈的使命感。2022年，即将在湖北武汉举行的《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COP14”）以“珍爱湿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还将通过《武汉宣言》。可以期待的是，“COP14”将继续强调人类命运与共的理念，关注在环境、经济、促进公正、和平和建设包容性社会等可持续发展不同领域的全球合作，以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世界遗产事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路径保持一致

中国是福州世界遗产大会和昆明“COP15”大会的主席国，《福州宣言》《昆明宣言》也更多地反映了中国在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对世界遗产、生物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认知水平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感和努力方向。

生物多样性描述了自然界景观、生态、物种、遗传基因相互支撑的结构和状态。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与海洋、气候变化等环境要素结合在一起，进入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文化视野。201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共同发布了“COP15”大会主题“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主题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中国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与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人类、地球、繁荣、和平、伙伴关系”（“5P”）价值理念高度契合。这不仅促进了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紧密关联，而且将世界遗产资源整体纳入为宏观生态发展机制的组成部分。

在世界遗产领域，以可持续发展理念衡量遗产价值，成为新热点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都出现了社会参与度提高、领域应用日趋广泛的趋势。农业、工业、水利等行业开始从文化遗产视角来辨析自身发展历史和价值载体，衍生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家工业遗产”“国家水利遗产”“20世纪建筑遗产”等多种“轻遗产”。这些变化显示了世界遗产资源正在深入、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发展，提供了全球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实践范例和路径。

按照传统的思路，人们在寻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事例时，往往会将目光投向农业文化以寻找答案。中国人持续千年的“天人合一”理念，为我们处理当代面临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品种流失、气候变化加剧等难题提供了一种经过历史检验、最有底气的独特智慧；现在，工业文化也同样基于生态文明理念，开始强化自身承载的中国工业精神，通过“国家工业遗产”形式丰富中国制造文化内涵，承担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社会责任。2022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了全新的《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与2018年印发的《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相比，非常突出地增加了新的目标：“国家工业遗产的利用，应与城市转型发展相结合，注重生态保护、整体保护、周边保护，与自然人文和谐共生”。在后续实践中，“国家工业遗产”不仅积极将符合条件的工业遗产纳入文物和“非遗”保护体系，将其中价值突出的项目推荐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也侧重考虑结合地方资源特色和历史传承，将工业遗产与当地生态建设保持功能协调、风格统一。

中华民族在长期治水实践中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水利遗产。自2022年7月开始，水利部对“国家水利遗产”申报项目开始进行现场复核，随后将公布第一批入选项目。“国家水利遗产”诞生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其设计思路、定义和评定标准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关注传统的物质文化遗存和“非遗”之外，还注重含括“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蕴涵水灾害防治、水资源利用、水生态保护、水景观欣赏等方面的知识、制度和技术”。

大运河是世界遗产，也成为可持续发展案例

长期以来，通过与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中华文明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在当代，社会发展以及不断加深的与世界各地文明互鉴交往需求，都意味着中国这样一个遗产大国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并快速提升世界遗产领域阐释和传播水平。

大运河、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等文化遗产项目以及近年来为世人关注的黄河、长江文化带，都具有“文化线路”的特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类不同文化间联系互动的动态发展过程，呈现出不同民族对文化遗产贡献的丰富多样。

近年来，各种文化线路类型的遗产地规模不断扩大，文化与自然要素交汇、交织，需要在更为宏观的社会发展视角下，理解、阐释和传播其核心价值。以作为文化线路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为例，在遗产规模、时空范围、活态延续等诸多方面，都是《世界遗产名录》中独特的范例。大运河真实、完整、完美地阐释了世界遗产的第（i）条标准：“人类天才的创造力的杰作”。如何向世人展示大运河之“大”、之“运”的价值？从2020年开始，工信部连续两年在第四批、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项目申报时，明确鼓励申报与大运河相关的遗址、遗存。这意味着由于新兴遗产类型的活跃，大运河遗产价值已经出现了新的“层叠”，人们对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总体范围有了更宏观的理解。比如，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时空上限，可以界定为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的历史事件；作为活态的大运河，其遗产价值判读的“下限”还仍旧是申遗时限定的20世纪初期“漕运制度终结”吗？大运河上持续至今的人类社会活动，事实上继续发挥着与文化遗产价值对应的功能——我们原来以为，这是一个逝去的文明遗迹；现在则坚信它是持续的、有活力的、不断扩展规模的可持续发展案例。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是生物多样性智慧蕴含丰富的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导引下，对于遗产资源的理解和应用，出现了各个领域交叉跨界、遗产空间融合一体的现象。新型的遗产传播理念既推动了文化遗产主动地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也带动了自然遗产更贴近“人”的需求，从而更具有文化特征。近年来，自然保护区演化为“国家公园”，“国家植物园”提升了迁地保护在人们生活中的关注程度。

2022年7月，在浙江省青田县举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夏泽翰尤其提到中国的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遗产项目“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它体现了生态共生以及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平衡的概念，通过鼓励基本的生态功能来产生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个系统确保了粮食安全、高质量的营养和创收、预防疟疾、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遗产、调节害虫以及建立碳和营养循环……”

生活在大运河边、传承着“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人们，可能比其他世界各地的专家和公众更有机会接触到这些独有的遗产内容和环境，跨界、融合的趋势，导致人们从全新的资源整合视角，去重新看待文化和自然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