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庆厦：做个“田野调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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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戴庆厦，1935年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195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兼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全国语言文字标准技术委员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标准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主要从事汉藏语系语言和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独著或合作发表了350多篇论文，出版了《景汉辞典》《汉景辞典》《景颇语参考语法》《景颇语词汇学》《藏缅语族语言研究》《戴庆厦文集》等学术著作和《语言调查教程》《社会语言学教程》《社会语言学概论》等教材，主编了“语言国情调查”“跨境语言调查”“少数民族参考语法”等。

戴庆厦先生从事民族语言学研究已整整70年了。他在少数民族语言本体研究、社会语言学、民族语文政策、语言学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的杰出贡献，使其成为语言学界的标杆人物。70年来，他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笔耕不辍，虽然现在已是87岁高龄，但仍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

戴庆厦先生对语言学的执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世事的豁达，对我等众多弟子乃至众多从事民族研究、民族教育工作的后辈们都有“润物细无声”的影响。

服从分配，踏上民族语言学之路

戴庆厦先生走上民族语言研究的道路，源自年轻时的几次“服从分配”。

第一次是在他高中毕业时。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本族语言文字和文化教育事业，在中央民族学院设立了少数民族语文专业，并规定“语文系招收高中毕业以上的志愿作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民族学生以及有相当学历的少数民族学生”。当时少数民族考生不多，所以1951年的招生主要是从各大学在读大学生中动员了一批汉族青年来学习少数民族语言，1952年才首次面向高中毕业生招生，这次招了180人，大多数都是汉族学生，刚刚从福建仙游高中毕业的戴庆厦就在其中。彼时，17岁的他对“民族”可谓一点概念都没有，甚至填表的时候连自己是什么民族都不知道。但是，“服务祖国”的信念和对首都北京的向往，使这个风华正茂的少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北上之路，也踏上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征程。

第二次是在大学期间。当时，中央民族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刚成立不久，给他们上课的都是来自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语言所的知名学者，如高名凯、吕叔湘、马学良、袁家骅、傅懋勣等先生，可谓大家云集。这些学者谈吐睿智，气质儒雅，把博大精深的语言学原理讲得活泼生动，紧紧抓住了青年学子求知之心，也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是语言学研究一座得天独厚的宝库。那时，系里设了16个少数民族语言方向，让学生自愿报名，戴庆厦认为，所有语言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都有丰富的语音表现和迷人的逻辑内涵，所以只写了“服从分配”四个字，就被分在了没有人报名的景颇语班。学校找来了三位生活在云南边境的景颇族母语人教他们日常口语，还配了一名汉族辅导员。四位老师给他们编了临时教材，用英文打字机打字印出(景颇文是拉丁字母形式)，上课时由老师一句句地带读。景颇族老师汉语不好，辅导员老师景颇语也不熟练，上课时若遇到什么问题，大家就一起讨论、分析。在这样的理论分析和感性接触中，戴庆厦很快就爱上了景颇语，从此与之相伴一生，不离不弃，无怨无悔。

第三次是在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中。1956年，戴庆厦大学毕业不久，就遇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科学调查活动。那个时候，大多数民族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有些民族还过着“刻木记事、计豆数数”的日子。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状况了解得也很不清楚，连我国究竟有多少种语言、特点是什么、分布情况、文字使用状况等基本情况都不清楚。所以，迅速调查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状况、解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组织了700多人分为7个工作队分赴全国各地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戴先生参与了这次大调查的全过程。一开始分组时，由于哈尼语组缺人，他再次表态“服从分配”，所以没有进景颇语组而是进了哈尼语组，由此又与哈尼语结缘。新中国成立初期，边境地区还不是很安全，工作队队员们在调查时还要背枪防身。与哈尼族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戴庆厦也学习和研究着哈尼语，既做本体研究，又做语言功能研究。他人生中第一篇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论文《谈谈松紧元音》就是在这段时间发表的，这对于彼时毕业才两年的他来说着实是学术之小成、莫大之鼓励。

长期的民族语言工作使戴先生与少数民族同胞建立了十分深厚的感情。他认为“民族同胞是一生的朋友”。他也总说自己十分幸运，几次“服从分配”都是顺应国家民族的需要，而自己也总是得到了最合适的安排。

住在村寨，观察语言现象

“立足田野，世界眼光”，是戴先生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的习惯。70年来，只要条件允许，他就一定会奔赴民族地区进行语言田野调查。

面对语言学界的各种流派，戴先生常开玩笑地说自己是“田野调查派”。他认为，语言事实是第一性的、语言理论是第二性的，语言事实是永恒的，而语言理论往往是暂时的。早年，他就背着“一支笔、一个本、一杆枪”，白天学习、劳动，晚上背枪、站岗，调查了景颇语、德昂语、哈尼语等边疆语言。耄耋之年，他仍然在云南与老挝、缅甸、泰国等边境地区调查。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还学会利用网络通信，通过手机面对面地向民族同胞们了解其语言状况。他说，每当看到富有民族特色的村寨、热情好客的老乡，听到他们带有不同特点的语言，就感到非常兴奋。他认为，语言田野调查的关键词是“亲自，第一线，融入式”，只有到群众中调查语言，才能够获得准确的材料；坐在屋子里查阅文献，听第二手信息，拿别人的产品进行加工合成，是绝对做不好的。

戴先生做过上百次大大小小的田野调查，主要是境内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语言和方言。如景颇语、载瓦语、哈尼语、彝语、傈僳语、纳西语、拉祜语、基诺语、克伦语、缅语、浪速语、勒期语、波拉语、茶山语、仙岛语、独龙语、怒语、嘉戎语、藏语、白语、土家语、喀卓语。他还调查了壮侗语族、苗瑶语族以及部分南亚语系的语言。近十年间，他还到境外调查了一些跨境语言的语言本体或使用情况，如泰国的阿卡语、优勉语、拉祜语，老挝的克木语、傣仂语、普内语、西拉语，缅甸的克钦语、缅语，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语等。

1986年戴先生到美国加州参加会议，做了《论景颇族的支系语言——兼论语言和社会的关系》的报告。景颇族有景颇、载瓦、浪速、勒期、波拉等支系，不同支系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同支系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家庭或村寨中，语言使用情况十分有意思。如不同支系的老人之间、年轻人对老人、年轻人谈恋爱各用什么支系语言、结婚后有无变化等，都有其内在规律和理据。与会的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先生认为戴先生的研究很细致，问他材料是怎么得来的，他回答说是住在景颇族村寨老乡家里观察到的。李先生非常赞同：“只有生活在村寨里才能发现有用的语言现象啊！”李方桂先生早年在广西、云南、贵州一带做壮侗语的田野调查，对语言材料的精微细致是十分看重的。戴先生受到李先生的认可，更坚定了对田野调查的信念。

戴先生认识到田野调查对塑造踏实学风、追求学术真理的作用，因而对培养学生相关素质能力极为重视。景颇族有个谚语“小毛驴跟着驴妈妈赶街”，说的是小毛驴跟着驴妈妈赶集，路上走得很认真，但空去空回，不像驴妈妈能驮一大包货回来。戴先生最喜引用这个谚语催促弟子们走出门去，踏踏实实地做田野调查，要求他们务必拿回语料，不能走马观花、空手而归。现在，他当年的许多学生也成了博导、教授，带起了学生，这句景颇谚语也就成了他们的口头禅，田野调查求真务实的精神也通过一句谚语传承了下来。

治学做事，有担当

戴先生认为，世界的语言多种多样、类型不一，要科学、深入地揭示语言的真相，必须要有适合具体语言特点的理论和方法，必须解决使用什么眼光的方法论问题。眼光对了，容易贴近语言实际，能够发掘出新的语言现象；眼光不对，研究就难以到位。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理论的形成也要以汉藏语语言事实为依据。

长期的田野调查研究让他认识到，汉藏语系语言与印欧语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汉藏语要有独立于印欧语的眼光，不能盲目照搬印欧语研究理论。他非常推崇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的一段话“现代语言学许多重要观点是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事实为根据逐渐形成的。采用这种观点来分析汉语，总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地方。这是因为汉语和印欧语在某些地方(最明显的是语法)有根本性的不同”。针对国内有些学者不看语言类型、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现象，戴先生提出，如何根据语言的具体特点构建不同的方法，是目前语言研究一个需要重点解决的方法论问题。汉藏语属于分析型语言，具有单音节性、缺少形态变化、语序固定、虚词发达、韵律丰富等特点，它不同于形态丰富的印欧语系，也不同于词缀丰富的阿尔泰语系，如果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势必出现“张冠李戴”“削足适履”的偏差。比如，汉藏语缺少形态，有些学者就想方设法用汉语虚词表示的不同意义归纳出各种形态，还认为是提高了汉语的语言地位；藏缅语许多语言根本就没有被动态，而有些研究总想从表义上、对译上去弄个被动态；汉藏语的虚词是个“大知识库”，有强大的语义、语法功能，大有作为，而这一大“金矿”则容易被印欧语眼光所忽略。所以，应当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分析型语言资源优势来发展我国语言学，完善分析型语言的概念，多角度发掘分析型语言的个性，增强对分析型语言的敏锐性，这是中国语言学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初，戴先生是为了探究精密的语言本体规律而入了语言学的门，但在多年的民族语文工作中，他注意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重要性，并始终将个人的语言学研究与国家不同时期的重大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

20世纪50年代的大调查，是为了成立不久的新中国进行民族识别和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水平。戴先生他们住在村寨里跟民族老乡学习语言，还积极投入哈尼文的创制、推行以及哈尼文词典、读本、读物的编写中。他们与老乡合作编写了《哈汉对照小词汇》《哈尼文扫盲课本》，把一些实用科学知识翻译成哈尼文读物，如《怎样养牛》《怎样养猪》《哈尼族民歌选》等，还开办了“红河州哈尼文第一期培训班”，招收了5个县的600多名学员参加，年轻的戴庆厦还应邀担任绿春县扫盲办公室主任，为促进当时哈尼族经济文化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飞速发展，语言文字使用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戴先生又组织了大量的语言国情调查。他认为语言国情是一个国家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语言相关方针政策和民族语文的信息化、标准化、规范化以及少数民族的双语习得、语言翻译等工作，都需要依据现实情况在具体策略上进行充实和调整。而我国过去没有进行过系统全面的语言国情调查，对语言国情的认识处于一种朦胧的状态。由于尚无先例，2007年他亲自带队到基诺山做基诺族的语言国情调查，摸索工作方法。他对队员们说：“西双版纳再美，咱们也没有时间出去观光。只能等完成任务后再说。”队员们也十分理解他的心情和此次调查的意义，都埋头调查，直到最后一天去橄榄坝调查，也没有人提出要去几里外的旅游区看看。靠着这种韧性和决心，基诺语的国情调查顺利完成，并成为后来系列语言国情调查的参考模板。在戴先生的组织和示范下，历经十多年坚持努力，陆续有21部语言国情个案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清晰展示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现状，特别是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活力状况，还为国家的语言规划、语文政策制定提供了现实依据，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语言生活的研究内容。

几十年的民族语言研究经验使戴先生深深感到，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各民族的人心所向，历史上早已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并在不断地巩固和发展。比如，汉朝西南夷的《白狼歌》，现在学界基本认定其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诗歌，其中有许多汉语借词，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汉语语言成分的吸收，以及对中央王朝的国家认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又如，汉字是汉族文化的载体，后来逐渐扩展到其他民族和邻国，成为许多民族创制其文字的基础，如契丹大字、契丹小字、西夏文、谚文、古壮字、古瑶字、水书、古白文、古布依字、古哈尼字、古傈僳字等都是仿照汉字的造字法创制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字不仅记载了汉族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且不同程度地汇集了各民族的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他认为，从语言文字表现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规律和必然趋势，使之铸牢在各民族人民的心中，也是民族语文研究者必须肩负的一项重要任务。

严师慈父，创“三高”

戴先生不只是对科研严谨，对教学也很认真。他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是把课堂上要讲的内容写成详细的讲稿。他认为，科研和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做科研有利于教学，讲课时最能引起学生共鸣的，是自己研究过的内容。他还说，高校里那些讲课讲得好的老师，一般科研也做得好。他不但自己搞科研，也提倡教师搞科研，还鼓励学生搞科研。他当语言学院院长时，高校里并没有现在这种硬性科研考核指标，他想出了各种鼓励政策，使整个学院上下都有做科研的风气，这种风气一直延续了下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早已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戴先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紧迫的使命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相结合，使戴先生成为一个“严师”。他对治学态度最为看重，对“学术镀金”或“得过且过、学习好坏都一样”的想法最为反对。他常说，怎么治学，涉及人生观、学习态度、学习方法这些问题，每个年轻人都要树立为祖国、为人类多作贡献的志向。每每发现弟子们有什么缺点，尤其是立志和治学方面出现懒惰或动摇的倾向，他不会因为碍于面子、事不关己或偏心偏爱而回避问题，而是会如严父般毫无顾虑地指出错误，要求学生坚定初心、认真改正。学生们也总是能体会到老师的良苦用心，对他充满感激。所以，虽然大家都知道戴先生对学生是“高标准、严要求”，但每年还是有很多学生想考他的博士生。

其实，入了“戴门”的学生们都知道，戴先生还是一个“慈父”。他对学生是负责任的，更是有感情的，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做博士论文时比较年轻，他那时因担任系主任一时无法抽身，专门托老同学陈相木教授安排我在云南民族大学的饮食起居，还请他给我介绍了几个孟高棉语族语言的发音人。彼时还没有手机，我们就靠写信联系，半个月再到附近邮局给他打一次电话汇报工作。后来，他应我请求来昆明两周。两周内，我们根据所掌握的新鲜的语言材料，决定更改博士论文选题。他带着我分秒必争地记录、收集语料，没有出过校门，也不见老朋友。我每天从学生食堂打饭给他带回宾馆对付着吃。在戴先生的指引和帮助下，我的博士论文得到答辩委员的较好评价。他为学术废寝忘食、对学生关怀备至，至今还感动着我、鼓舞着我。我们这些弟子不仅在跟他学习如何做学问，也在跟他学习如何做老师。

如今，他已如同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桃李满天下。他培养的一大批教授、博导和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骨干，正在推动着语言学、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信息处理等学科和各类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他还培养了许多来自美国、法国、日本、韩国、泰国、越南、老挝等国的留学生，把中国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传向世界各地。

戴先生总说自己是幸福的人，因为从事着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和系统精妙的结构规则，使得他70年如一日探幽揽胜于其中而乐此不疲。他每天都会思考民族语言中的新问题，这个习惯让他过得很充实，自然而然就有了超强的“无龄感”。他每每跟我们谈及经年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用的频率最高的词就是“不知不觉”和“抓紧”。80岁以后，他不仅未有老态疲态，反而更加才思泉涌，把多年的思考和积攒的资料，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整理和总结出来。他在80岁那年发表了14篇文章，出版了自己的系列合辑《戴庆厦文集》第六卷，还合作主编了《语言类型学的基本方法与理论框架》一书；81岁到86岁的6年间，发表了43篇文章，独著、合著或主编了《哈萨克斯坦维吾尔族及其语言》《语言国情调查概论》《老挝普内语研究》《中缅跨境景颇族语言研究》《景颇语词汇学》《汉藏语研究方法论讲稿》等十部著作。今年他87岁，已经见刊的有4篇文章，还出版了《戴庆厦先生口述史》。先生在高龄依旧高质高产，同人笑称，此“三高”在业内实属少有。

戴先生是退休以后才学会用电脑的，这些论著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学生们对他的创造力和写作速度佩服得无以复加，问他怎样才能成为这样的“快手”。他笑着答道：“这是我常年的思考啊！问题和答案早就在我脑子里成形了！我要抓紧时间写出来。你们年轻，可以慢慢积攒，但是我要‘赶路’，总要时时关注、不断思考，你们坚持几十年，也会是‘快手’了！”他虽然成就卓著，但总说自己是“先飞”的“笨鸟”，只是比较“勤”而已。他每天拎的黑包里装着师母几十年前送给他的牛皮面笔记本，本子里密密麻麻积攒着他瞬时的灵感。翻开已经磨白的皮面，就能看见扉页上写着四个端正的大字“勤能补拙”。

戴先生自述，近几年有好几个“小目标”：《戴庆厦文集》现在已经出到第七卷了，他鞭策自己多写文章，争取每两三年出一卷；他还想写一部《藏缅语专题研究》，因为近几年他一直在给博士生上这门课，如果写出来，对藏缅语研究和人才培养都会是有用的。他已经想好了书的结构安排：不按照概论的模式写，按照专题写，如系属问题、松紧元音、清浊声母、复辅音、语法的使动范畴、联动结构、亲属语言词汇比较等等。另外，他想继续他的跨境语言调查。前些年他多次到老挝、缅甸、泰国调查跨境语言，这两年被疫情打断了，他有些遗憾地说：“以后再去难度会更大了。但是这里面有很多非常有趣的语言问题，很有搞头！”

这位“85(岁)后”的老先生多次对我等学生们表示：“清华大学曾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我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但还要继续工作下去。我现在身体和思维还可以，总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留给后人参考。”

我有幸作为戴先生的研究生追随先生学习民族语言学六年之久，之后又一直同事至今，已有30年了。30年间，戴先生一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他70年如一日地沉浸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不为名不为利，脚踏实地、坚守本业，在田野中点滴记录、在青灯下伏案疾书的模样已经成为我的人生榜样。疫情期间，我不能如常去看望老师和师母，只能通过电话交流。每每谈到手边正在进行的科研课题，戴先生都是才思敏捷，滔滔不绝，对近几年的规划清晰又明确，充满着年轻的热情。也正是这样的交流方式，总是让我恍惚间忘了他的年龄。他把自己挚爱的语言学事业深深地融入了生命之中，在民族语言的探索中发现人类语言的真理。他就是为语言学而生！

时值先生从事民族语言研究70周年之际，慨乎言之，是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