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堡大学教授田海：中国何以存在“关公崇拜”？

中新社柏林7月18日电题：中国何以存在“关公崇拜”？

——专访德国汉堡大学教授田海

中新社记者马秀秀

近期，德国汉堡大学汉学教授田海(Barend ter Haar)的著作《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中译本出版。此书结合大量史料遗迹及田野调查资料，考察关羽的成神之路，追溯相关信仰的历史演变，揭示了口头文化的关键作用。

历史上，中国的“关公崇拜”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如何看待“关公崇拜”与西方宗教信仰的异同？田海教授围绕上述议题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并对当下德中人文交流给出建议。

以下是采访实录摘编：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会想到通过“口头文化”研究关羽？

田海：因为我想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如果不了解祭祀活动、祖先崇拜等，就很难了解其社会层次。20世纪80年代时，我发现“关公崇拜”在中国很普遍，而彼时西方相关研究又很少。所以就想通过研究关公，了解中国宋朝以来的社会发展。

当时我在日本留学，对关公庙的“分布”比较感兴趣。这种“分布”是一种客观信息，可据此分析“关公崇拜”在何时何地比较发达。后来我发现“关公崇拜”比小说《三国演义》出现得更早。借助客观的“分布”资料来研究文献等对“关公崇拜”的影响，是我的最早动机。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研究暂且搁浅。2010年，我决定重新进行这项研究。那时，关于关羽已有很多出自中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比较好的研究。我一面参考这些研究，一面重新整理学生时代及之后收集的资料。

结合识字率来看，识字率较高的社会，更多民众会看懂《三国志》这类历史小说和文献。而过去中国的识字率较低，很多人不见得能看得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价值观念如何受到影响？鉴于此，我把口头文化作为分析重点。

2019年，马来西亚举办国际关公文化节。晋剧《关公》出国演出，在关公祭典上亮相。中新社记者陈悦摄

中新社记者：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口头文化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根据您的研究，中国为何存在“关公崇拜”？

田海：在我看来，口头文化是传播信息最基本、最有效的途径。虽然写字、画画等方式也能沟通，但就感情传达而言，还是要通过见面和声音表达态度。口头文化研究需要大量资料，“关公崇拜”就是一个资料丰富的题目，可用以分析口头文化如何影响中国历史。

在我看来，“关公崇拜”其实是比较偶然的事情，与关羽的历史成就没有太大关系。一方面，关羽的出生地在盐池附近，盐池和商业有关，交通物流发达，而这种地理位置有利于崇拜的“口口相传”；关羽又是“兵人”身份，有故事背景，而且民众愿意相信他跟他的朋友刘备、张飞(结拜兄弟之后)要重新建立汉朝的理想。其实张飞也有故事背景，但张飞的出生地没有商业交通方面的便利；刘备是“应该成为皇帝”的人，历史上皇帝一般不会成为“神”。

另一方面，失败的人比成功者更有意思，这是很多文化中都有的现象。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中，都是最后失败的人更有故事。人们常常谈论他们为什么会失败、本来应该成功等。而且失败的人一般少有后裔，所以很少有人可以决定后人对当事人的看法，比较有利于形成讨论。

2017年，在关公故里山西运城市，500名书法家在300米长卷上同时书写“关”“义”“忠义仁勇”。中新社发鲍东升摄

中新社记者：历史上，中国“关公崇拜”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有何影响？

田海：按照我的分析，“关公崇拜”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第一个阶段是地方性现象，先在关羽出生地山西附近产生，后在更广的北方传播。同时，我发现“关公崇拜”在南北方的传播形式不同。在北方，关羽一般都是某地方共同体的象征，如某个村、城市或军队崇拜他；在南方，也有传播和信仰关羽的人，但范围相对有限，成为共同体的象征，一般是明朝的事。

第二个阶段是清末关羽成为“新的玉皇大帝”，这与民间的扶箕活动有关。这种扶箕活动下的“关公崇拜”也传播至台湾岛。此前关公在台湾只有军队和官员会崇拜，但清末后“关公崇拜”在台湾越来越盛行，这是比较新的现象。

“关公崇拜”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是形成了民间故事为人乐道，二是对地方戏产生影响。这是两个可以研究的方向。此外，还可以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去访问“关公崇拜”盛行地区的长者，看看他们有什么故事或印象。于我而言，在遥远的欧洲，只能用文献来研究。但另一方面，文献的广泛存在也表明了“关公崇拜”的重要性，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记录。

福建省长汀县客家乡村“闹春田”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每年的正月十二(举河村)、正月十四(举林村)，村民都会把关公的塑像抬到泥田里，奔跑打转、喜庆狂欢，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中新社发肖远泮摄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关公崇拜”与西方的宗教信仰有何异同？

田海：“关公”与天主教的“圣人”虽不能说完全一样，但也比较相近。人类需要奇迹。基督教徒也需要奇迹，不过他们的奇迹强调的是耶稣上帝；天主教也有很多普通人成为圣人的奇迹，这方面与关公的奇迹相似。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有很多难以解释的偶然现象，宗教为解释这种现象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从这方面来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相近之处。

山西运城关公故里巨型铜像。中新社记者韦亮摄

中新社记者：今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您如何看待文化交流在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中德双方应作出哪些努力？

田海：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德中之间的交流。毕竟只用文字、视频等沟通是不够的，要了解对方，增强文化交流，需要真正到对方国家。尤其在有不同意见和看法时，更需要通过沟通来了解对方，通过文化交流改善关系。

在文化交流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欧洲游客到中国观光，中国游客也来欧洲，这自然是好现象。此外，学术交流、媒体工作也很重要，学术常常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媒体则需要更通俗简单地传递一些思想。

具体而言，比如德国汉学家有基本的讲中文的能力，可以帮助德国与中国实现更好的沟通；而研究西方历史文化的中国学者，也可以来德国访问。此外，两国加强对方国家作品的翻译工作，也有助于一国更好了解对方国家。(完)

受访者简介：

田海(Barend ter Haar)，德国汉堡大学汉学教授，曾先后任教于荷兰莱顿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2013-2018年任牛津大学邵逸夫中文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传统中国的宗教文化、萨满文化、当代中国宗教、中国文学等，代表作有《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