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浩江：从锅炉厂工人到演唱家的歌剧人生

《席德》（田浩江与多明戈，华盛顿歌剧院）

田浩江和玛莎在意大利佛罗伦萨

当歌剧艺术家田浩江回想起1970年的一个晚上，自己和小伙伴们撬开废弃多年的图书馆的场景时，一切仿佛历历在目：“我们不敢开灯，借着月光看。里面的书散乱地放着，书架上横几本，桌子上堆一堆，上面都是灰尘，看不清书名，在月光之下笼罩着青灰色，宛若雕塑。”

此后三天，田浩江从这个图书馆里取走了70多本书，这些世界名著他读了两三年，那是他人生中最为疯狂的一段读书时间。让田浩江没想到的是，特殊年代的那次冒险，冥冥之中嫁接了他与文字的缘分，如今他重新读起了这些世界名著，为的是滋养自己的写作。

从来没有“作家梦”的田浩江的散文集《角斗场的〈图兰朵〉》由活字文化和三联书店最新推出，首次出书，田浩江却是“出道即高峰”，他的写作直接、生动、干脆，充满了戏剧性、画面感和韵律感，李陀、北岛、余华、西川、汪晖、郭文景等“大咖”纷纷为其“背书”。

诗人北岛说：“他的文字像幽灵那样穿过舞台大幕——时空与传统、语言与音乐、指挥与乐队，都像诗一样洞穿黑暗，展示出音乐的灵魂，勾勒出舞台的人生，或人生的舞台。”余华说《角斗场的〈图兰朵〉》是一部迷人的书，“作为歌唱家的田浩江，驾驭语言文字如此精妙准确，让我惊讶。我想如果让他的笔下功夫与他的嗓子功夫交手，不仅不落下风，可能还会胜出一两个回合，因为在舞台上唱错一个词是收不回来的，在书房里写错了字是可以悄悄改过来的。”

作为首位在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签约20年，曾与帕瓦罗蒂、多明戈等大师多次同台的中国歌剧艺术家，田浩江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那完美的男低音讲述的一切别有韵律的起伏，饱含浪漫而又现实的复杂况味。田浩江从小就擅长讲故事，也总有叛逆的“非分之想”，“也正因此，我的人生才能如此丰富，我才能成为现在的我，才会有现在这本书。”

我爱讲故事，老天爷可能也希望我写下来

《纽约时报》在报道田浩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写道：“他成功的原因在于他的经历，而他的经历本身就是歌剧。”

田浩江，北京人，出身于音乐世家。在特殊年代，他中学毕业后到北京锅炉厂成了一名工人。1975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他去找朋友，在楼下喊着朋友的名字，结果朋友没出现，另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位陌生人探出头问他：“你是唱歌的吗？”陌生人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应该成为一名歌唱家——就是闲聊的三分钟，田浩江的人生轨迹由此改变，他开始了声乐训练，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成了中央乐团的合唱队员。

1983年12月17日，田浩江赴美，在丹佛大学学习声乐表演。从北京飞纽约，他到达的第一天就去逛了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当天晚上花8美元买了站票看了他这辈子的第一场歌剧，“我出国一共只有35美元，那时根本不懂什么西洋歌剧。到美国的第一天，我站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最后一排，看我的‘神’——帕瓦罗蒂的演出。”

那时候，田浩江已经29岁，他不懂西洋歌剧为何，在美国开始从零打拼。直到1991年3月18日，他终于拿到了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签约一年的合同，这一天是他歌唱事业的转折点。之后，田浩江成为首位在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签约20年的中国歌剧演唱家，从此在国际范围的重要歌剧院饰演过50多个主要角色，演出超过1400场。而那一天也是他的结婚纪念日，当他终于有能力给爱人玛莎一个家时，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角斗场的〈图兰朵〉》讲述的是田浩江出国之后有关歌剧的畏与爱，书中有自己如何成为歌剧艺术家的奋斗，有对帕瓦罗蒂、多明戈、小泽征尔等音乐大师的深入刻画，也有对于相遇相知的普通人物的鲜活描写。

丰富的阅历让田浩江装了一肚子故事，太太玛莎爱请客，田浩江爱讲故事，每次朋友们都是吃得开心听得过瘾，这些故事仿佛是食物经过了运化，在田浩江心中日益精粹，他自己都感慨说，经历太丰富故事太多，所以老天爷可能也希望他能把这些写下来。

田浩江的写作开始于2019年，触动他写作开关的有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文艺批评家李陀，一位则是太太玛莎，所以，田浩江说这本书要献给他们两人，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本书。

田浩江和李陀相识于2012年，那年，田浩江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公演了个人舞台剧《我歌我哥》，内容根据田浩江的大哥病危，进入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田浩江赶回北京陪伴大哥在医院一起度过三个小时的经历改编。

田浩江对于这部剧极为投入，每次排演都是满脸热泪，参与制作的团队和演出时的观众也都反应强烈。没想到，田浩江却被李陀泼了冷水，李陀直言不讳地批评《我歌我哥》“什么都不是”，“你和你哥的关系和情感并不特别，在这个剧里也没有真正的戏剧冲突，不过，你在舞台上的掌控能力和表演都不错。”

田浩江和李陀由此成了朋友，后来，李陀很严肃地告诉田浩江：“你的歌剧演唱事业已达高峰，应该考虑开始写作。”可是那之后的五年，田浩江一个字都没写，他笑着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我是歌剧演员，他说我歌剧演到头了，我能听进去吗？那五年我还是一直在努力歌唱，在尽头徘徊。”但是，李陀没有放弃，他约田浩江一起去博物馆，给他讲文学，让他看作家传记，“他经常问我看了没有，逼迫我读书，让我讲体会，慢慢地，我就开始有了感觉。后来疫情来了，时间也多了，结合看书的心得，心里的那些故事就自然地流诸笔端。”

其实，李陀此前从未见过田浩江写的任何东西，却为何能慧眼识珠，促成他写作？田浩江认为还是和自己爱讲故事有关，“有一次他跟我说：‘你刚才讲的这些，一个字都不用改，写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我给朋友们讲的那些故事讲来讲去，变得更加清晰，等于把过去的经历重新梳理了一下，回忆起很多事情。”

田浩江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帕瓦罗蒂》，一共写了九稿，差不多花了一年时间，“这本书里的文章一般都是五六稿，多明戈那篇至少写7稿。到2021年六七月时，15天时间写了10篇，突然就顺了，李陀都惊讶，说我‘大跃进’了。他让我写出来后不要改，趁着有感觉先写别的，然后再回头改。”

写作时，田浩江会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所以很少焦虑。让他焦虑的是李陀看他的文章，“我站在他身后，伸着脖子，他边看边说‘这段什么啊，乱七八糟的’，‘这句好，这句好’，我只能心里叫苦：‘我的天啊，太难了吧’。”

没有太太玛莎就没有这本书，书名也是玛莎起的

关于这本书的名字，田浩江和图书编辑团队曾起了两三百个，讨论了两个多月，最终决定用太太玛莎最开始起的《角斗场的〈图兰朵〉》。在被淘汰的众多书名中，有一个是《啊——》，那段时间，用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刘净植的话说：“那时候田老师见谁都是‘啊——。’”

而让田浩江“头疼”，说“宁肯不出书也不要”的书名则是大伙儿开玩笑说的《大都会歌剧院的烤鸭子》。“大都会歌剧院”是说田浩江老师曾与其签约20年，“烤鸭”则是玛莎的拿手好菜。田浩江说：“大都会歌剧院的人都知道我太太玛莎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是她的北京烤鸭。我们1991年搬到纽约至今，玛莎做了大约两千两百只烤鸭。如果中国春节前后我正好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玛莎一定会为剧院后台做一顿年饭，演出前两小时送到剧院。我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兼任帮厨的歌剧演员了，演出当天，我一起床就开始剁洋白菜、包饺子、炸春卷儿。下午5点，我就和玛莎肩挑手提，带着一大堆饭菜去歌剧院。”

玛莎出生在英国的利兹，因为父母在那里留学，她是利兹城第一个中国婴儿，出生后还上了当地报纸。她在中国香港长大，去了美国读大学和研究生，在费城的宾州大学拿到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后来从事人类遗传学研究。

田浩江与玛莎相识于1982年，那时玛莎从美国回到国内，受邀复旦大学参与人类遗传学的研究工作，田浩江父亲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做手术，田浩江第一次见到玛莎，她正在一个复旦教授家里给一个小女孩理发。田浩江后来去丹佛大学音乐学院学习，玛莎在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做遗传学研究的副教授，两人在美国相恋。

玛莎是田浩江初去美国时奋斗的动力，田浩江通过300%的努力，全力以赴成为一个可以以此为生的歌剧演员，就是为了给玛莎一个安稳幸福的家庭，也正因此，在拿下第一份大剧院歌剧院合同的当天，他和玛莎就结婚了。

为了支持田浩江，玛莎放弃了自己的科研事业。一次和朋友闲聊时，玛莎曾开玩笑说：“如果要再活一次，绝对不会嫁给歌剧演员。”田浩江听了说：“是啊，歌剧压力一大，我就情绪低落，乱发脾气，至少有三次玛莎都差点儿跳楼了。”大家又笑，笑声稍歇，玛莎说：“五次。”

《角斗场的〈图兰朵〉》中，玛莎出现的次数很多，但并无夫妻秀恩爱的内容，大多是两人相濡以沫的日常感情，玛莎理性而善良的性格，跃然纸上。田浩江透露，在写作时是否要回避玛莎，曾是他的一个顾虑，“我怕她不喜欢，说‘写我这么多干吗？’可是没有她，就不可能有这些故事，就没有这本书。因为她出现在我整个歌剧生涯中，每一次排练、每一次彩排、每一个演出她都在场，从开始到现在。犹豫之后，我还是把她放了进去，好在她没有觉得不妥。少了这层顾虑，我就越写越顺了。”

问玛莎看完这本书的感受，田浩江笑了，“她依然是带着科学家的眼睛看，说：‘不对啊，这个时间和真实的差着两天呢；这里我没站起来啊；那次请客是三个人，不是两个人。’”而对于玛莎那种科学家的理性和直觉，田浩江一直“非常相信她的第六感”，就像这次起书名，大家绕了一大圈，发现还是玛莎最初起的《角斗场的〈图兰朵〉》最妥帖。

田浩江说《角斗场的〈图兰朵〉》越写越顺的另一个原因是放下了“我”，“我讲故事总会说我怎样、我怎样了，写成文章时也这样，李陀就说‘我’太多了，要把‘我’放下。放下来并不容易，但是放下之后，就感觉文字的世界被打开了。”

工厂小伙伴抢着帮田浩江干活，就为听他讲故事

这次从美国回北京，田浩江还带了一摞书，都是李陀给他开的书单，有《俄罗斯文学讲稿》《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海明威短篇小说选》《契诃夫短篇小说选》以及鲁迅、普希金、米兰·昆德拉的著作。很多书都是田浩江多年之后重新阅读，“30年、40年之后再拿起来看，突然就觉得有很多新的感触和韵味。”

虽然未曾有过“作家梦”，但田浩江小时候就爱看书，“从《三国》《水浒》连环画开始，偷爸妈兜里钢镚去小人书店，爸妈去小人书店抓我回家写作业，之后《欧阳海》《金光大道》那类书，也都看了。有一天，我们就想看看被封着废弃的图书馆里面是什么样，那是一种叛逆的渴望，进去发现都是名著，有的听说过名字、有的没听说过。同去的朋友吓坏了，拿了两本就出去了，我是连着去了三个晚上，拿回了70多本，都是莫泊桑、雨果、杰克·伦敦他们的名著。”

那时候田浩江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了，他还从工厂找了个木锉，把书上的印章磨掉，“那时候父母被下放，哥哥周末回来一次，家里就是我一个人的小天地。枕头下面、床底下、箱子里都藏着几本书。朋友们来借，我能不借就不借，因为我知道借了就还不回来了，我还跟朋友换书看，就这样两三年都在大量阅读书籍。看《卡门》，觉得真好，卡门太帅了；第一次看《静静的顿河》快疯了，写得太好了。”

田浩江看完书，会把书里的故事讲给工厂的小伙伴们听，“我一上班，小哥们儿都抢着把我的活儿干了，我就负责讲故事，他们还拿好烟伺候我。就在工厂的角落，我唾沫横飞地给他们讲，叼在嘴里的烟从嘴角这边说到那边，那几年读书对我太重要了。”

除了阅读和文化素养的累积反哺了写作，田浩江近40年的歌唱生涯也为他的文字增添了音乐的节奏之美，田浩江表示，在写作时这种节奏感是下意识的，“歌唱时的节奏感非常注重呼吸，一个乐句的呼吸，逗号、句号，旋律走向是往上往下，呼吸节奏是不一样的。写作时我有这感觉，会觉得写到这就到了，或者再有两个音，就够了。”

很多人喜欢田浩江文章的结尾，田浩江也将其与歌剧做比较，“唱一首好歌剧，最后一个音停下来，会有留恋有回味，你可以感受到音乐在继续，觉得声音一直在。我喜欢这种感觉，所以写作时结尾就那样写了，朋友说特别有回味的感觉，我自己也很enjoy。”

人生就是从不知道到知道，却也充满令人回味留恋的故事

田浩江7岁患上了罕见疾病，病在头皮里，当时国内只有试验性治疗，也就是要把头发拔光抹消炎药，再拔掉，再抹药，循环往复，直到病愈。每天放学后，父母都要花上3个小时，用镊子帮他把头发一根根拔掉。为了转移田浩江的注意力，他们会在拔头发的时候播古典音乐唱片，至今，田浩江说自己都听不了柴可夫斯基、贝多芬，“头皮发麻。”

去美国前，田浩江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在美国成为歌剧演员，“怎么命运就把我放到了这个歌剧的舞台上？”

田浩江此前并没有写作的习惯，虽然也记过日记，但都是断断续续，有时三个月不写，有时一个月写几篇，“我看1992年至1994年的日记，几乎都是抱怨，曲目多么难，背不下来，睡不着觉。这些年写了几本日记，都是流水账，今天去哪排练，明天又去哪演出，对我写这本书帮助不大。”

所以，对于《角斗场的〈图兰朵〉》的出版，田浩江也只能以“命运使然”来形容。“无法形容，来就来了，没来就没来。”

很多朋友说《角斗场的〈图兰朵〉》虽然有田浩江经历的苦难，但是很多文章又非常温暖，田浩江说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是悲观的，“我经常忧伤，有时候嗓子肿了，碰到不友好的人，也会心情不好。但是好多人说这本书给他们很温暖愉快的阅读感觉，也许我心里深处，对美好有期待。不知道这是否受玛莎的影响，她是个很明亮的人，永远是先看别人的好，永远对这个世界抱有善意。其实，你放弃，痛苦，最后反噬回来的，往往让你更痛苦。”

就像这本书名——《角斗场的〈图兰朵〉》，这原本是田浩江所写的一篇文章，讲述他在维罗纳角斗场演《图兰朵》，可是用于书名，角斗场就有了多重含义，“这个世界就是角斗场，难以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商战有角斗，歌剧也是如此。舞台同样很残酷，一个角色很多人竞争，每个人都有生存压力，其残酷就在于，有时人们是在微笑中角斗。”

可是在角斗场，仍然有善良和温暖，就像田浩江写的保尔，他是田浩江的竞争对手，却向田浩江释放出了最大的善意，“还有我的第一个经纪人保罗，爱尔兰人卢等等，他们不是大师，都是小人物，却对我影响最大。”

明年就是田浩江到美国生活的第40个年头了，但他表示并未把《角斗场的〈图兰朵〉》当做自己歌剧生涯的总结，“这不是句号，我也没有想过未来做什么。歌剧演员到一定年龄，身体状况也不太可能支撑那么繁重的演出。但是，我又对自己的年纪没太大感觉，所以未来我要做什么，是不是退休，去山林里遁世，养两只鸡和一条狗，现在都在观察。我没有想过未来，现在写点东西，跟朋友聚聚就很好。我住哪，家在哪，这很关键。”

另一方面，虽然人生很难有定论，但是，田浩江认为人却可以尽情想象，“太太总说我在幻想，幻想不可能实现的事，可是没有胡思乱想，也就没有这本书，也没有我这次回到北京。”在田浩江看来，人生就是从不知道到知道，充满了未知，却也充满了令人回味留恋的故事。

文/本报记者张嘉 供图/田浩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