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随到崛起 当代印度文学的视域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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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2022年国际布克奖颁给了吉檀迦利·室利的《沙墓》（Tomb of Sand）。该作品也成为第一部获得该奖项的印地语翻译小说。

从印裔作家奈保尔在1971年首次获奖开始，印度和印裔作家就屡屡入围这一奖项的长短名单。

1、移民主题

二战结束后，大量前殖民地国家的民众移民进入英国，并开始在英国社会中占据各种重要职位。他们的到来，使得“移民”现象逐渐成为英国学界最为关注的焦点。以萨义德、霍米·巴巴为代表的前殖民地国家移民学者更开拓出了崭新的“后殖民”研究领域，对“移民”问题在文学、文化领域内进行了理论剖析。“后殖民”研究的意图不在颠覆西方的东方学，而在敦促西方学界更清晰、更深入地认识西方人对东方形象的建构。霍米·巴巴的一系列概念创新更直截了当地为西方学界指出，“老白男”的文化品位已不再是西方社会的绝对主导，像伦敦这样的欧洲城市已经让世界各地汇聚而来的移民改造成了以多元文化为底色的国际大都市。

此时印度的英语文学作品，一方面迎合英国学界在后殖民时代对帝国文化持续拥有影响力的期待，另一方面又为似乎正陷入僵化的英国文学乃至英语文学注入了活力。

2、成长与寻觅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印度和印裔作家共获得布克奖长短名单提名24次。他们在英语小说创作上取得的成就，既彰显了印度英语文学对独立发展之路的寻觅，又喻示了前殖民宗主国文化力量对印度英语小说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压制。

最终获奖的印度小说往往以其半自传性而凸显出作者对“成长”这一主题的探索；同时，他们对“成长”主题的眷顾与这30年间印度英语小说创作在技法上的不断成熟相呼应，逐渐开拓出印度英语小说的独立发展道路。比如女作家阿兰达蒂·罗伊的处女作、1997年布克奖获奖作品《微物之神》，讲述了克拉拉邦的一对母女——两代人跨越种姓等级观念的桎梏，对女性自主掌握命运和自由恋爱的不懈追求。女作家基兰·德赛的成名作、2006年布克奖获奖作品《失落的传承》，则由两个交叉叙述的故事组成。它们分别展现了接受英式教育的少女赛伊和厨工的儿子比居在向往西方生活和回归印度社会之间的游移和彷徨，解释了印度青年在寻求自我奋斗过程中所遇到的文化身份认同困境。阿拉文德·阿迪加的处女作、2008年布克奖获奖作品《白虎》，以第一人称的书信体形式，叙述了一个出身贫贱的男孩在闯荡社会的过程中，如何通过欺骗、背叛和小聪明，最终摇身一变成为一名企业家的故事。由此可见，通过书写主人公的成长历程来折射印度社会在“后殖民”时代的变化，是印度作家们特别擅长的切入角度，也是最受西方文学界青睐的印度小说创作类型。

其中，《微物之神》在西方文学界得到的评价最能体现印度英语小说在国际文坛上受到重视的“成长”特质。在罗伊获奖的当年7月，美国著名文学杂志《纽约客》发行了一期印度英语小说专刊，并发表了一篇名为《独立宣言》的主题文章。这篇文章把当代印度英语小说的崛起与当年美国英语文学摆脱英国文学独立相提并论。然而，若细读这一本专刊中的每一篇文章我们会发现，“成长”既代表着独立的来临，又暗示了判断“成长”与“独立”的标准并不掌握在印度人手里——拥有话语权的仍然是英美主流文学界。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就在他的书评《母语》中写道，罗伊小说中“语言的古怪与情感中心相关联”，并且“这个古怪不仅来自方言的影响，还因为小说选用了一对7岁的龙凤双胞胎作为叙述的主要视角”。他的这番评论是耐人寻味的：他同意，罗伊用英语语言写出了印度文学和文化的特色，但同时这种语言特色又不可避免地携带着与不可知的方言和稚嫩的人物形象不可分离的“古怪”。可见，厄普代克作为一个美国作家，并不满足于仅仅承认印度英语小说的崛起，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或许是顺手给它贴上一个充满先行者优越感的标签。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英国文学界通过布克奖，希望对印度英语小说的发展施加的影响。不论是罗伊对种姓等级观念的批判，还是阿迪加和德赛对印度贫苦少年奋斗史的描绘，事实上都创造出了一个可称之为“他者”的印度形象，并且这个形象似乎还时常展示出对英国这个前殖民宗主国的追随之态。这样，英国文学界就借着布克奖的评选，牢牢地将像印度这样的“殖民地小说收编旗下，重新确立‘英国性’或建构‘新英国性’”，而印度的这些文学精英也就此有意或无意地为英国维持文化优势作出了贡献。

3、立足本土

随着印度英语小说创作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印度作家开始试图摆脱英美主流文学界对他们创作视角的干扰，运用印度本土历史和文化来定位自己的中心视域，写出不一样的故事。其中，曾获得2008年布克奖短名单提名的阿米塔夫·高什和新晋的国际布克奖得主室利都值得特别关注。

高什以历史小说创作见长，他的文学视野超越了所谓殖民与后殖民的限制，进而，他的作品在宏大全球史的纵深之中，立体呈现了印度与世界的关系。他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作品是以中英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为主要历史背景而展开的“朱鹭号三部曲”——《罂粟海》《烟河》和《烈火洪流》，从印度人的角度——中英鸦片贸易和战争中长久以来为人所忽略的第三方视角——重新演绎了这段令所有中国人都刻骨铭心的苦难历史。这是以印度人为观察者来叙写世界殖民和贸易活动，并且它的焦点不再仅仅是印度与英国作为被殖民与殖民两方的二元对立，而是通过强调印度在中英鸦片贸易中扮演了不光彩的鸦片种植地角色，让印度与其他被殖民国家产生有机的勾连，一方面在更大范围内呈现英殖民帝国“自由贸易”政策之下的道德虚伪，并使读者能够从更宏观的视角认识到殖民活动对整个人类世界的毒害，另一方面则凸显了遭受残酷殖民剥削的印、中人民具有自我驱动意识的历史参与者形象。“朱鹭号”上勇于为船工争取利益的印度妇女迪提，“安娜富提号”的船主巴拉姆与他的中国夫人，在广州“番鬼城”为寻找珍稀花卉而走街串巷的印度青年画家罗宾等，他们都追随着英国人的鸦片贸易活动去寻找自己的生机。尽管身陷不由自主的依附关系之中，他们仍不缺乏挑战殖民强权的勇气、智慧和善良，而这些构成了这个小说系列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闪光点。此外，就写作风格而言，高什拒绝魔幻现实主义，并把想象力构筑在翔实、细致的史料考据之上。为此，他甚至给自己的小说附加了许多脚注，帮助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之中小说人物言行的合理性。很显然，这样的小说创作方法极为少见，使高什的作品打上了深深的个人风格烙印。如果说，在高什之前得到布克奖赞许的印度和印裔作家们，大多擅长以个人亲身经历和间接体验来赋予小说真实的写作策略，那么高什的创作则超越了作家个体经验的局限性，试图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之中“重新唤起一种道德的、人道主义的，以及——最重要的——历史参与感”。

高什对印度人中心视角的牢牢把握，显然在室利的创作中得到了再现，或者说产生了共鸣。《沙墓》是室利的第五部小说，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八旬老妪丧夫后努力重拾对生活的热爱，前往巴基斯坦旅行，勇敢直面少年时代经历的印巴分治给她的心灵带来的持久创伤。正如室利自己所概括的，“这也是一个老妇人逐渐从她的灵床上站起，去寻找新生的故事”，这位名叫“玛”的老妇对她所目睹的历史的回忆，对印度社会的动荡和撕裂给个体所造成痛苦的描述，以及她对当下生活状态转变的感悟，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情感主线。作者把小说的叙述局限于一位普通印度老妇的观察视角和思考范围之内，这就有意识地突出了小说的印度本土视角。而小说扉页上写着的导语——“一旦你得到了女人和一条界线，一个故事就可以自己讲述下去了”——则显示出作家希冀通过这样的印度乡土人物书写，突破历史的既有话语，重新诠释乃至化解历史矛盾的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有别于许多印度作家虽然赢得了布克奖或得到了提名，却难以在印度本土舆论场中获得较为一致的正面评价，高什和室利的作品得到了印度从官方到民间的普遍赞誉。高什早已是印度国家最高奖项“莲花奖”和历史悠久的“皮南杰特文学奖”获得者，室利也获得过印度文学大奖“学院奖”的殊荣，她的这部作品也得到了印度评论界的大力赞扬。倘若布克奖给予高什提名是英国文化界试图接受印度文学发展新动向而作出的尝试，那么室利此番折桂则可视为他们对这一趋势主动的正视。

1913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凭借《吉檀迦利》这部他先用孟加拉语创作又自己翻译成英文的诗集，成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个世纪后，又一位印度作家以印度本土语言小说获得另一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大奖。这看似巧合的百年呼应，或许正映照出印度文学的崛起之路。

（作者：黄怡婷，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