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重新找回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风景修辞

【找回有力量有格调的风景描写】

风景作为文学的重要修辞，有着悠久的传统。风景描写到底有什么用？为何会悄然消失？这是一个大问题，它体现了人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变迁，其深层含义则是人面临的生态系统之变化。所以，说到底它体现的是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

风景描写是“天文”与“人文”的高度统一

在古希腊文明中，城邦是文明的中心，城市之中处处都要考虑人与人的关系，于是就有了契约，有了商业需要的数学，也有了统治城邦的哲学等。在早期古希腊悲剧中，偶尔能看到大海、日出、岛屿等风景，不过总体上只是一种衬托。伊甸园承载着人们对自然的浪漫想象，那里万物和谐，风和日丽。于是中世纪以来出现了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湖畔诗人，产生了很多关于大自然的风景描写，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俄罗斯文学中，风景描写也是重要的一部分，用来衬托人物形象的心境。但西方艺术更加突出人的重要性，特别是工业文明和城市化高度发展，人越来越处于主体地位，自然与环境则属于从属关系，文学中风景的描写也越来越少。

物极必反，现代以来西方生态思想萌芽和发展，出现了一批生态主义者，开始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等作品。

我国的文学传统始终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周易》写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意思是天地间的一切自然现象，都是阴阳交错，它是先天存在的，但同时存在着弱肉强食的进化论现象，所以这时候中国的圣人们便创造了人伦，这就是文明，弱肉强食受到辖制。先天的自然与后天的人文和谐相处，这便是文学所要表达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赞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人文的基础是自然之道，道法自然也是文学的创作原则。比如，《诗经》中赋比兴等手法其实就是首先描写自然风景，然后才是人的活动。在《关雎》一诗中，先写关雎的相向合鸣，相依相恋，然后写君子与淑女的爱恋之状，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便是道法自然。《诗经》中的《国风》绝大多数诗作都是这样的典范之作。

再到后来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中国文学基本都是沿着这样一条路径在演进，形成了意境美学。即使在散文、小说的创作中，也多遵循这样的原则，只是小说写作越来越走向人情、世态的人文主义。

所以，风景描写是古典时代中西方文学共同遵守的手法，中国文学尤甚，这与中国文化的世界观、文明观和农耕文化相一致。

“天文”消失，“人文”突出，风景逐渐消亡

从西方文学的发展来看，现代以来，由于工业文明、商业经济、城市文明发展的不断推进，导致自然被破坏，人类生存面临极大挑战，所以此时西方文学开始缅怀古典时代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如福克纳的《熊》《喧哗与骚动》等小说，描写的就是工业文明对农业、牧业的摧毁，导致人类进入一个喧哗与骚动的不平静世界。自然在失去，人类的行为在一点点覆盖自然，故而我们在现代派作品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等小说中几乎看不见风景，只剩下人的非正常行为。西方开始面临文明的困境，风景描写不再成为作家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孤立地从人类社会层面来探讨人的存在，成为西方社会一个新的转向。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都踏上了这样一条寻找人类价值的道路，只有生态主义哲学和生态文学走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

中国文学在百年来也经历了与西方文学一样的存在状态。重读鲁迅的《野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作品，依然还能看到古典文学对那一代革命派作家的影响。风景是他们对天地自然、人性之真的一种认识，同时也是他们借以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天人合一依然是文学的创作追求。沈从文的《边城》、徐志摩和戴望舒的诗，几乎都是天人合一的极好诠释。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悲伤风景亦和着悲伤，人愉悦风景也极为和畅。朱自清、巴金、茅盾、刘白羽等作家关于风景描写的散文，曾经是几代人学习的典范之作。

但是，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描写城市人生活的文学越来越成为一大趋势，描写农民工进城也一时流行。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私人空间和人的欲望的挖掘也成为一种写作惯性。显然，这也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造成风景描写越来越少。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文学是人学”这一观念的错误解读。文学自古以来就是人学，因为只有人才能创造文明和文学，地球上其他生物都不能。但是，如果把文学理解为对孤零零人的活动的记录，或者理解为对人役使或破坏万物活动的描写，则是把人从天地间孤立起来了。这与中华文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价值观是相悖的，也是与人类文明相悖的。

重新思考和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塑新的人文观

从文学的演进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更坏。这是今天东西方哲人和思想家的共识，马克思、海德格尔、梭罗等西方思想家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批判过工业化、城市化的过度发展给人类造成的困境。人与大地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需要重新纠正这一关系。如何纠正？海德格尔、梭罗等开始向东方文明投来求救的目光。

经过一百多年的探求，东西方的哲人、思想家乃至科学家都达成一个共识，即保护生态文明是人类未来共同的理想方案。为此，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治理路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们并不需要盲目地一往无前地推进物质文明的发展，相反要有节制地发展物质文明，节约水，节制矿物质的开发，保护森林和土地，保持人与自然的平衡，达到“天文”与“人文”的和谐境界，以使人类能长久地与地球、宇宙共存。显然，这与中国古老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文明观是一致的。

反观近半个世纪，东西方的文学似乎都陷入了日常和人性的陷阱，专注于对人欲望的描写、对人性的挖掘、对日常生活中无常的纠缠。新媒体的出现加剧了这种境况。这时，科幻小说和电影开始变得流行起来。考其原因，大概是人们很难再从传统文学那里寻找到生活的意义，而科幻小说和电影正在构建新的世界观、伦理观和价值观。这不正是文学最初带给人类的意义和希望吗？

阅读这些科幻小说和观看由此改编的电影，可以看到，人类在进一步探索和征服太空，视地球为人类文明的残骸。从《星球大战》到《2001太空漫游》，再到《星际穿越》，人类的科学探索越来越远，内心越来越迷茫。在这些科幻小说和电影中，人类的未来要么是因地球资源枯竭而无限地去开发太空，和太空重新进入一场无休止的争夺战；要么是太空文明入侵地球而带来空前灾难，人类为此奋起反抗，夺回地球的居住权。在这里，人类与地球、地球与太空始终是难以调和的一对矛盾。这是西方海洋文化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人是环境的产物。钱穆将人类文明分为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三类。游牧文明逐水草而居，内中不足，需要不断向外索取而得以存续。海洋文明也一样，因岛上资源很快枯竭，需要向海洋索取，从浅海到深渊，再到别的岛屿。《老人与海》讲的正是这个故事，西方的科幻文学和电影不过是其续集而已。相反，电影《阿凡达》倒是提供了一个类似于东方智慧的方案。它寻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寻求人类的理性与感性、灵性甚至神性的再次统一。这不正是上古中华文明的智慧吗？

当今时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生物技术等把自然划为人的私有资产，那个先天的、天然的、自在的地球和宇宙正在一点点消失，人类与自然的平衡态已经被打破。而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观，有力反驳了西方文明观中那种视地球为残骸和奴仆、破坏地球的观念，有效节制人类业已膨胀的野心，使人类重构世界，重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伦理关系。这也许是科幻文学和一切文学未来的价值趋向。

当下的文学也需要重新回头去审视人类古老的生态文明，尤其要审视中华文明在上古时期就奠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此去重新审视和描述人的日常伦理，重新思考和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此，自然风景将重新成为人的鼻之呼吸、目之所视、耳之所闻、舌之所尝、言之所指。同时，风景（天文）将重新伴随人的日常（人文）而存在，《诗经》的传统将重新归来。在这种观念下，作家将节制人的欲望，重新思考和确立人与动物之不同在于人有道德，人能创造高于动物的文明价值，而非一味地强调和追逐物质与欲望的满足。这样，文学将重新回到文以化人的崇高地位。文之大德将被重新树立。

总之，风景重回文学世界，中国文学重返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古老原则，也将开启人类文明新的一页。风景描写绝不是陪衬和可有可无的存在，而是人类新的世界观、伦理观的重要体现。

（作者：徐兆寿，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