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岁的任溶溶，曾经是小孩，永远懂小孩

任溶溶刚刚过了100岁生日。

孩子们可能记不住这个老爷爷的名字，但这不妨碍他们热烈地读着《安徒生童话全集》《彼得·潘》《夏洛的网》《长袜子皮皮》《小熊维尼》……哦对，还有那俩活宝——“没头脑”和“不高兴”。也不知道爬了半个多世纪的楼梯，他俩有没有赶上忘装电梯的225 层的那场戏。

孩子的父母，甚至父母的父母，可能也是读着任溶溶的童话长大的，这么一说，就显得比较沧桑。不不，不要这样，100岁的任溶溶大概沾染了笔下童话主人公的神秘能力，童心童趣，从未因为年龄增长而消逝。

任溶溶1923年出生于上海，在广州念私塾和小学，1938年回到上海，在一家英国人办的初中念书。学校除了国文、中国地理等课程，其他都是英语授课，这为他长大后成为翻译家打下扎实的基本功。1942年，任溶溶考入大夏大学念中文系，但喜欢外语的他，仍在课余跟他的中学同学、著名翻译家草婴学习俄语。

不是每一个作家在起点就深谋远虑，任溶溶说，自己从事儿童文学纯属偶然，从小到大压根儿没想过。只是在1941年，他看了左拉的小说《屠槌》后很感动，将其改编成剧本。他的一个朋友想把剧本拿到圣约翰大学演出，没想到家中着火，剧本也被烧掉了。任溶溶与文学的第一次触电，卒。

1947年，一个在儿童书局办《儿童故事》杂志的大学同学，请任溶溶帮忙翻译。任溶溶答应下来，跑到位于上海外滩的别发印书馆找资料。这是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装帧精美的外国童书，其中迪士尼的书更让他爱不释手。

从此，任溶溶开始翻译儿童文学，《小鹿斑比》《小飞象》《彼得和狼》……都译自迪士尼的英文原著。他还自费出版了一套彩色童话书，收录这些作品，这是他的译作处女作，由此用了“任溶溶”的笔名。其实，任溶溶原名任根鎏，后来改为任以奇，而任溶溶也确有其人，是他女儿，他挪来己用。

任溶溶选作品，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经典的外国儿童文学。这些能流传不衰的作品，往往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有趣。当时也有人找他翻译别的作品，但任溶溶只爱儿童文学。

上世纪50年代，任溶溶还翻译了不少儿童诗歌，俄国的叶尔肖夫，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楚科夫斯基、米哈尔科夫、巴尔托，意大利的贾尼·罗大里……这些作家的诗歌经由任溶溶的译文，来到中国孩子身边。

1958年11月，《少年文艺》的封面是两个孩子的漫画头像，一个叫“没头脑”，一个叫“不高兴”，作者任溶溶。据说当时编辑催稿如催命，只给了任溶溶两个小时时间。而上班总要拐到南京西路的咖啡馆喝一杯的他，就在喝咖啡的时间里，写下了这个5000字的童话。

这部童话在1962年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成为几代人的童年共同记忆。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套娃”台词：“你不高兴跟他玩，他可是不高兴你不高兴跟他玩。”

曾有人问任溶溶，为什么要搞儿童文学？他说，因为儿童文学就好像在跟小孩子聊天、讲故事，而自己喜欢随便聊天，也喜欢用大白话创作。任溶溶曾很自信地说：“我是最适合搞儿童文学的。”因为他深知自己的性格——开朗，活泼，几乎没什么事能让他忧心忡忡。

任溶溶也从来不辜负自己，“文革”初期他就被“靠边站”，于是有空自学了意大利语，“文革”后期电台里开始教日语，他又跟着学日语。任溶溶很得意，这两门语言后来都用上了，他从此成为一个能用英、俄、日、意大利等多语种为孩子讲故事的翻译家。

　　任溶溶

无论身处什么年代，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无论童话还是诗歌，任溶溶的作品有一个似乎不够深刻伟大的共同点——“令人发笑”。他认为，幽默能让人坦然地面对人生的酸甜苦辣——他自己是这么想这么做的，他的作品中也充满了这样的幽默。

他写《好大一个大剧院》：“好大一个大剧院/它——空空的。/要开场了，/观众来了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好大一个大剧院，/一下子，人——满满的。好大一个大剧院/人——满满的。/要散场了，/观众走了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好大一个大剧院，/一下子，又是空空的。”

都说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讲究语言的精致与含蓄，但在任溶溶的儿童诗中，我们看不到华丽的辞藻，更像是日常的大白话。作家怎么看大剧院我不知道，但孩子看大剧院的感受，我敢说简直就和这首诗里写的一模一样。

对孩子来说，文学作品有意义的前提是要有意思，如果没意思，恐怕意义也无法深入人心。有的儿童文学作品太想“寓教于乐”，讲故事是为了夹带出“深刻寓意”。任溶溶这样颇有游戏精神的作家，并不太多。

任溶溶有一首诗，是他一次到香港讲学，在一个清晨听到狗叫后写的，诗的题目很直白，就叫《狗叫》：“我对门是一排别墅，/偶然一声狗叫：/欧欧！/猛一下子到处狗叫，/从别墅这头到那头。//难道对门家家养狗？/我忍不住往外瞅瞅。/不，不，/养狗的只有一家，/其他叫的，/是小朋友……”

从《狗叫》中，再强的阅读理解大师，恐怕也解不出什么人生奥义，但小诗如同轻快的素描，勾勒了生活的情趣。

能写出生活情趣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比如，任溶溶热爱美食，是文学圈段位颇高的美食家。只要手头一有点钱，他就和朋友轮流做东去饭馆。点菜总是他来，菜一上桌，看一眼，吃一口，他就知道做得地不地道，可见功力深厚。

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从延安中路搬到福州路，据说当时80岁的任溶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福州路地区的大小餐厅的特色菜肴仔细研究了一遍，并做了实施计划表。在过90岁生日时，任溶溶那段时间最大的兴趣是学韩语，起因还是吃——他在商店里看到卖韩国的点心，想知道上面的韩语都写了啥。

一代一代的孩子在任溶溶的作品中定格童年，然后长大，只有任溶溶稳稳地在那儿迎接着下一代读者，“我跟小孩子没有隔阂，因为他们现在是小孩子，我也曾经是小孩子，他们的心理我晓得”。

孩子的幸福是很简单的，就像任溶溶在《什么叫做幸福》的诗中写的：“碰到我牙，牙，牙，牙疼，疼得我都跳跳蹦蹦，我弟却大吃麻花，嘎蹦嘎蹦，嘻嘻哈哈——我不由得捂住腮帮羡慕：‘唉呀，他是多么幸福！’”

任溶溶的幸福在于，100岁了，孩子依然爱他的书，而他依然能体验到孩子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