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40年发展见证者王巍：想让文物离民众再“近”些

我们拥有历史悠久的文化素材，为什么不建一个类似迪士尼、环球影城的主题乐园，把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留下来，传承下去？

可以充分利用VR(虚拟现实)等数字化技术，让全国、全世界对中华文明充满向往的人，都能沉浸式感受历史悠久、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王巍建议在我国选择一些历史悠久的中心城市打造中华文明主题乐园

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迎来自己在考古行业的第40个年头。

我国考古学在1979年至2000年为快速发展时期，2001年起步入蓬勃发展期。按照王巍的话来说，自己40年的考古生涯，相当于亲身经历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变化。

早期的考古学作为一项文化事业，一直被当作是离现实最远的学科。时至今日，考古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还是拉得远，大部分人还只是期待，一个惊天发现的背后出土了哪几件亮眼的“宝贝”。

中国的考古学者们在致力打破这种局面。他们试图通过“考古发现，可知……”来引导人们关注文物背后的文化意义，建立起考古领域或者是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

王巍把去年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看作是新时期中国考古的一个典范。他曾趴在移动的台车上，在“上新”的6个祭祀坑里，用仅隔40厘米的距离看着满坑出土、数以百计的“饕餮盛宴”，惊叹不已。

2000平方米的大棚，4个恒温恒湿的考古发掘舱，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这一幕，让他体会到，中国现代考古正处在黄金时期。“从考古资源大国到考古发现大国，我们现在正往考古强国迈进。”王巍说。

发掘车马坑是我国考古的绝技

新中国成立后，步入初步发展期的中国考古学开始复苏，一批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古代都城、重要墓地等考古发现逐渐问世，让我国史前文化发展序列的面貌有了轮廓。

1950年，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此后，不少省份开始建立文物工作队，少数院校也创立了考古学专业。但即使历经了半个世纪，新中国考古体系的规模依旧难以与这片“资源肥沃”的大地相匹配。

“那个年代的考古项目很少，有些省份一年也就只有两三项。”王巍说。在恢复经济的年代，他觉得，一些“好东西”被认为是“旧东西”，而文化遗产保护这个提法，还没走进大众的心里，甚至被忽视。

王巍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当时第一志愿填报的就是考古。一部纪录片中介绍的秦始皇兵马俑、满城汉墓、马王堆汉墓等考古发现让他对考古学产生浓厚兴趣。

1982年年初，王巍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他参与了自己第一个考古发掘项目：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发掘西周燕国的都城和墓地，一干就是五年。

根据文献记载，西周初年召公奭(shì)封于燕。关于西周燕国的始封地存在很大的争议，有天津蓟县(今蓟州区)、河北涞水等不同说法。后来，王巍等考古人员在房山琉璃河镇发掘出现存的夯土城墙、城外贵族墓葬区和城内居址区，断定就是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和始封地，从而把北京建城史上溯至距今3000年前。

对于考古人来说，考古可以改写历史的这种特有魅力，很自然地赋予了他们一种极强的使命感。

“那会儿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发掘西周时期的车马坑。西周时期，贵族墓往往都有陪葬马车，根据墓主人生前身份的高低，陪葬马车的数量方面也有所差别。”之前，当地曾经清理过车马坑，没有发现车子的痕迹，只是在坑底发现了两端带有铜饰件的轴头，于是有人推测：当时流行随葬时不用真的马车，而是用一个象征马车的车轴进行埋葬。

实际上，在此前的殷墟遗址中就发掘出了马车，从来没有过以车轴代替马车来随葬的情形，所以王巍也想验证这个说法是否站得住脚。殷墟遗址随葬的马车都是整车下葬，车型完整，而在琉璃河遗址中，所有的马车都是将车轮拆卸后被埋入坑中，马车结构分散，不易辨别。

王巍称，3000多年前埋葬的木制马车腐朽后质地柔软，与坑内周围经过夯打的坚硬土质不同，发掘时只能靠土质软硬和颜色来辨认车子的痕迹，得先用小刷子上手，再一点点把马车车厢遗迹清理出来。

经过仔细清理，王巍他们发掘出完整马车，证明了西周燕国也是以整驾马车随葬，而不是仅用车轴来代替车。车马坑中的马车数量、礼器多少等也反映出了西周随葬用车的礼制。1981年至1985年，王巍等考古人员在琉璃河遗址发掘出车马坑21座，在王巍负责清理的“1100号”车马坑里发现了葬马14匹，车5辆，还首次清理出插在车上的伞盖。

1983年，我国第一次承接了世界性考古会议——亚洲地区(中国)考古讨论会。“数十位外国考古学家来北京开会，会议主办方安排与会代表到房山琉璃河考古发掘现场参观。外国考古学家看到发掘出来的车马坑后十分震惊，问我们是怎么分辨出来的。”车马坑的发掘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王巍也很有成就感。

他说，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殷墟遗址首次清理出马车，到五十年代初河南辉县琉璃阁发掘出战国时期的马车，在这个领域，几代考古人通过不断实践，总结出发掘方法，让发掘车马坑成为我们国家考古发掘的一个绝技。

北京出土文物印证西周初年“封邦建国”

考古人在田野发掘中，体验到的“刺痛感”来源于眼前的墓被盗过。王巍回忆称，在发掘琉璃河遗址的贵族墓葬时，发现多数墓葬中随葬的青铜器被人盗走。

1986年，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镇，靠近京广铁路东侧黄土坡村打谷场的一个西南角，考古人员发掘出了“1193号大墓”。

墓室是长方形，与一般墓葬形制不同的是，墓的四角还各有一个墓道，四个墓道都作斜坡状伸向墓室。按照墓葬习俗，椁室头向朝北，一些贵重的青铜礼器、容器会搁置在北端的二层台上。

“我们发掘后发现，墓主人头部的二层台上青铜器都被盗了，特别失望。”不过，让王巍略感欣慰的是，棺椁的两侧还留有丰富的青铜兵器和漆盾牌，棺内墓主人脚部方向，还出土了两件盛酒的铜器。

更大的惊喜来源于这两件青铜器上内容相同的长篇铭文。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了周王册封召公为燕侯的内容，通过考古实物史料，首次印证了文献记载中西周初年的“封邦建国”。

此外，受气候影响，南方出土的漆器在饱水状态下，整体保存较好，北方天气干燥，漆皮易脱落。王巍等考古人员通过创造性的方法把漆器连同周围的土一起装箱，从底下插板，整体运到室内，用毛笔蘸水轻刷，再一层层清理，得到不少完整的漆器。

这些被发掘出来的部分贵重史料，如今被安置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展现在公众面前。1996年夏，王巍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

此时，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该项工程重点要解决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问题。“虽然当时工程师拿出的年表，在学术界有争议，但这个工程还有个重大的意义，它创造了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先例。因为在此之前，在国家层面上，没有对人文科学的重大问题给予这么大的支持。”王巍表示。

1996年到1998年，由他带队，集中研究所里的几位学者，到河南偃师商城发掘商代早期都城内的宫城遗址，为夏商王朝及其文化分界提供了界标。接着，从1999年开始，他又带队赴陕西周原西周都城，首次发现一组西周宗庙建筑，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新资料。

探究中华文明起源提出判断文明的标志

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是世界考古学的三大议题。中华文明的探源研究，也是王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王巍被任命为项目负责人(首席专家)。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多所大学的70多个单位，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分子生物学、遥感、天文学、地质学、冶金学、计算机科学等近20个一级学科的4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科技含量最高的研究古代文明的大型综合研究项目。

考古工作者们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的几处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及其周边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相互交流、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了多学科综合研究。

以前在日本留学期间，王巍看了不少研究古代历史的书，国外有些书在介绍世界文明时，详细表述了5000多年的古埃及文明、4600年的古印度哈拉帕文明，但提及中华文明只写了3300年。这触动了他的神经。

“当时判断文明的三个要素是：冶金术、文字和城市，因为商代晚期具备了这三个要素，所以别人就说我们有3000多年的文明历史。”王巍意识到，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考古发掘获得的证据来解决。

按照国际上判断文明的三要素，我国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是甲骨文，因此也只能追溯到商代晚期。那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历史真实，是传说，还是号称？这是王巍避不开的问题。

“我们对世界文明进行了仔细梳理，后来发现，这三个要素是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里概括出来的。像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没有文字，甚至印度河流域文明也不完全符合这三个要素。”王巍说，可见这三要素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际上，近年来，国际上也不再拘泥用这三个要素来判断文明。

那到底什么是判断文明的标志？王巍和考古工作者们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句话，提出了我们自己判断文明形成的标志。

判断进入文明的中国方案出现了，它具体指的是：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集中，导致出现政治性的中心聚落——城市。社会出现分工，一部分人脱离劳动，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社会出现显著的阶级分化，形成维护权贵阶层尊贵地位的礼制，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和宗教祭祀权的王权和依据暴力和规范进行社会管理的机构——国家。

依据这一标准，距今5000年前后，在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等地，都先后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中华文明五千年并非虚言，而是历史真实。

2019年7月申遗成功的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华文明形成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无可辩驳地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2019年夏，王巍受教育部之邀，参与修订初中历史教材，增加了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并最终将良渚进入文明社会的表述写进了课本。

探源工程还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了总体认知，其中就提到，从距今5500年开始，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形成了一个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等理念，出现以具有各地特色的某几类珍贵物品(多为精美玉器)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

中国考古要走向科学化、国际化和大众化

二十年来，我国考古机构和专业队伍不断壮大。在老中青相结合的专业队伍带领下，形成了理念方法成熟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

例如，各个省份都成立了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十几个省会城市和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非省会地级城市也纷纷建立了考古研究所或研究院。此外，涌现出一批专业从事考古钻探的公司，全国从事考古钻探、发掘和文物保护的从业人员较之于前一阶段又有增加。

谈起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与走向，王巍说，要瞄准科学化、国际化和大众化。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百年发展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考古测年、物质结构与化学成分分析、古代动植物、金属、玉石、陶瓷的原料产地和制作工艺技术研究，古环境、古人骨研究、古代环境与人们生活的关系等，都是在坚持田野考古基础上，加强与自然科学并深化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开展共同研究。

而在国际化方面，我国也完成了从最早“请进来”为主，到新世纪前十年的“请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再到2013年以来以“走出去”为主的转变。2000年，王巍组织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10位中青年考古工作者参加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的发掘。此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考古学者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近十年，王巍先后带队赴乌兹别克斯坦、中美洲洪都拉斯和埃及发掘古代城市、高等级墓葬和神庙遗址。

“在日本留学期间，日本很多顶级的考古学家都出来做科普，在上千人的礼堂开讲座，1000日元的门票，每人发一本科普小册子，座无虚席。”王巍说，在大众化方面，我们现在要以更鲜活、更多样的形式展现传播中国考古，以现代化理念和高科技方式，包括利用4D、5D、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技术，通过文旅结合推动考古大众化。

王巍也致力于考古成果的传播。他参与策划了《考古进行时》《考古公开课》等节目，还作为总顾问参与策划了引人关注的《中国考古大会》，并作为嘉宾亲自参加了其中几期。这些节目与近年来上新的《如果国宝会说话》《国家宝藏》等几个考古综艺节目使民众在一种全新视听模式的感召中，走近考古。在王巍看来，这意味着考古走入“寻常百姓家”，让他深感开心。

王巍告诉记者，目前，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之后走上考古战线的50后学者多已经陆续退休，60后也逐渐退至二线，70后和80后已经成为考古战线的中坚力量，90后、00后正在快速成长。中国考古学将代代薪火相传。

A14-A1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张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