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翻译家王家湘：翻译界的乱象不是一下能解决的

86岁翻译家王家湘：

翻译界的乱象不是一下能解决的

2022年2月20日 成都商报电子版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老太太。

她说：“我这一生很坎坷，但我不容易被打倒。”

她86岁才彻底退休，每天游泳，打桥牌。

“在浮躁的世界里，能够静下心来阅读和翻译优秀的文学作品，是随身自带的幸福，努力去做得更好，是我终身的追求。”

电话那头，86岁的王家湘说话铿锵有力、语气坚定。

王家湘，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师从许国璋、王佐良等名家。曾翻译《汤姆叔叔的小屋》《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瓦尔登湖》《说吧，记忆》《他们眼望上苍》等30余部英语文学作品。她是黑人文学翻译的先行者，曾凭借译著《有色人民——回忆录》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评委会在颁奖词中评价“译者谙熟原作者的文化背景和语言风格，很好把握原著的文体，忠实而流畅地再现了原著的内涵和气韵。”

最近，王家湘出版了《他们眼望上苍：王家湘译文自选集》，收录她最富代表性的9个译作选段，其中包括“岁月留痕”的《青春》和《有色人民》，“女人，女人”为主题的《时时刻刻》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多部代表作。

笔耕不辍40年，

翻译400余万字

1936年，王家湘出生在江苏无锡，这一年，爆发了西安事变，这一年，鲁迅去世。

生于乱世，还不到一岁的她，跟随父母从江南逃难到四川。

王家湘的父亲是清华土木系毕业的，在修建公路的工程局工作，工程队走到哪，家属就跟到哪。她童年的记忆颠沛流离，除了四川，还辗转贵州、广西，每半年就换一个地方，一共换过十几所小学。为了不受小伙伴耻笑，她就不断改变着有细微区别的方言。

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了吴侬细语的江南。1947年，王家湘随父母到南京，读初中了，开始学习英语。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组织上安排她家转移到上海。她又经历了南京和上海不同方言的考验。

1949年，王家湘随父母到北京安定下来。她一心想考师大女附中，结果如愿考上。因为初中就学英语，所以到了高中又继续学。

1953年，北外首次公开面向社会招生，当时还叫北京外国语学院，隶属外交部——之前都是保送，从她这届开始，改由高中推荐，再统一参加高考，择优录取。到了北外，她才真正系统地学习英语，接触英美文学，并在此后几十年里一直从事英语以及英美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在北外读书期间，恰逢许国璋、王佐良、周珏良几位先生学成归国，还有张汉熙、丁往道、薄冰、刘承沛、李秉汉等诸位先生执教北外，可谓是大师云集。

王家湘说，先生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学术研究的敬畏之心，是留给她的宝贵财富。“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的4年，一帆风顺，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院毕业文凭。”打开看，有她的照片，有校长签名盖章，还可以看到，所有选修课都是及格，但必修课全是5分。“当时是5分制，这样的毕业证书，说明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很努力，也过得很快乐。”

1957年，北外毕业后，年底，王家湘陈琳结婚了。1958年，她被下放工厂劳动，“困难面前，考验人心，我们两人互相信任。我和他，就是这样一个相知相识简单的故事。”在工厂，业余时间，王家湘还给技术员上英语课。

王家湘是1962年回的北外，在母校任教。

住在同一屋檐下，王家湘和陈琳在各自感兴趣的领域倾注精力，各自成就。“他搞语言学，我搞翻译。我们各出各的差，各搞各的科研。”王家湘翻译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瓦尔登湖》《说吧，记忆》《他们眼望上苍》等30余部英语文学作品，笔耕不辍40年，翻译400余万字；陈琳成为了著名外语教育专家、北外英语学院教授，一直致力于英语的教学，从小学到大学，一条龙编写英语系列教材。

去年，北外举办80周年校庆校友集体纪念婚礼，夫妇俩受邀出席。

两人携手走过漫长的人生，还有几个月，陈琳就满100岁了。王家湘说，现在他们住在一个养老机构，条件相当不错，陈琳的脑子很清楚，他一直工作到2021年9月底，身体才开始出现问题，自理能力下降。陈琳长期负责教材编写工作，去年9月26日，荣获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称号，也算是工作圆满结束了。

而她自己因为没办法长时间对着电脑翻译，去年把之前的工作基本结束了，这才算正式退休。每日，她坚持游泳、打桥牌，“我从小就会游泳，喜欢，就会坚持。”

遵从恩师王佐良翻译理念：一切照原作

王家湘算了一下，自己一共跑了三十多个国家。

上个世纪80年代起，她前往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访学，接触到了大量不同于自己学到和讲授的传统现实主义的现当代英语文学作品，她产生了通过翻译将其中的一些分享给国内读者的想法。

1981年，她在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访学期间，开始关注研究20世纪英国的一批现代主义作家，如弗吉尼亚·伍尔夫、乔伊斯、D.H.劳伦斯、E.M.福斯特等，回国后结合教学科研，开始发表相关论文。

1986年夏，她作为鲁斯学者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美国黑人文学和女性文学研究。当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她从研究女作家，到集中研究美国黑人女作家，撰写了一批论文。1997年，她获得国家社科规划“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史”课题资助，开始边教学边研究。尔后又于2000年到哈佛大学黑人研究中心进一步收集资料，但由于繁忙的教学工作，直到退休才成书，2006年，《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出版。

现在，她仍然记得自己翻译的第一部小说是英国作家艾丽斯·默多克的《沙堡》；记得读到琼·里斯那本不起眼的小书《沧海茫茫》时感受到的震撼；记得翻译纳博科夫的作品，既是享受也是折磨……每一本译作都以自己的特别之处，留在了她的记忆中。

王家湘也是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评委，她如何判定一部作品翻译得好不好呢？她认为，如果翻开一部作品，就知道这部作品是哪一个译者，这不是好的翻译。海明威和伍尔夫的风格是不同的，莎士比亚和美国印第安人的侦探小说风格是不同的，不仅句子长短不同，语言描述不同，译文的风格应该翻译出原文作者的风格，不应该有译者自己的风格。

王家湘坚持认为，好的翻译，要尽可能反映原作语言风格、写作风格和文体风格，有些外国作家就是喜欢写长句子。有些人说中国人喜欢看短句子，那译者拆得零零碎碎究竟对不对？这是和原著作者相违背的，总而言之，她觉得翻译作品不能一味强调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我们愿意看不一样的景。我不赞成翻译要去迎合一个习惯。”

王家湘还说，她做翻译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只翻译自己有研究，或至少有一定研究的作品；或对作者有过研究；或熟悉该作品的题材或反映的时代。另一个原则，就是遵从恩师王佐良先生的翻译理念“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并且努力在翻译过程中践行这一理念。

在动手翻译之前，王家湘总是要求自己反复细读全书，力图对作品有个全面的了解，包括作者生活的年代，创作该作品时作者的思想境遇，作品写的是什么时代的事情，作者的写作风格、语言特色等。有的作品语言典雅抒情，有的充斥着方言俚语，有的句子长而复杂，有的短小轻快，这些都需要以相应的汉语表现出来，使读者多少能够领略一点作品的艺术特点。例如赫斯顿和伍尔夫虽然同为女作家，但前者自幼生活在美国原生态黑人社区，听着黑人民间故事长大，而后者出身英国上层社会，家学深厚，博览群书，思想见识超群。不同的成长经历和文学素养反映在两人不同的文字风格上。

批判翻译界浮躁：要对语言有敬畏之心

如果第一个翻译的人不能把原著很好翻译出来，以后也很难有人主动重译，那么中国读者就失去了赏析一部好作品的机会。

王家湘为何翻译《瓦尔登湖》？之前出版社找到她，她拒绝了，后来出版社给她看了一个版本，她觉得有不少地方存在误译。于是，她才开始翻译《瓦尔登湖》，尽可能地保留作者的写作和语言风格。她说，原文是很难读的，翻译的时候，也没有为“易读性”而改动原文的章节段落，她坚持认为，读者读《瓦尔登湖》，是希望领略梭罗的思想和语言风格，原文简约或是华丽，直白或是隐晦，流畅或是晦涩，译文都应尽可能有所反映。

“做翻译还要对语言有敬畏之心，要细心揣摩上下文，切忌望文生义。”王家湘说，越是“简单”的词越不可掉以轻心。在南非女作家戈迪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不少媒体发表了介绍她的短文，列举了她作品的书名，说她写了《七月的人民》(July's People)《自由民之女》(Burger's Daughter)等等。“我真的惊呆了！任何人，只要打开书看上几页。就应该知道July是一个人名‘朱利’，再看下去就知道People的意思是‘族人’，书名应该译作《朱利的族人》；而Burger是主人公的姓，书名应该是《伯格之女》。如此毫无忌讳地望文生义，是对自己、对读者彻底的不负责任。有的译者有时会过于自信，即使在上下文完全说不通的情况下，也不停下来稍作思考。”所以，王家湘在《瓦尔登湖》译本的后记中写道：文学翻译要想做到“原汁原味”地再现原作的语言风格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应该不断地追求接近一点，再接近一点。

王家湘记得一位译者的话，这位译者作为老师，要晚上熬夜翻译，他抱怨：“稿费还补不上我为翻译而多花销的电费钱，和抽的烟钱，千字才40元。”她认为，一个行业的酬劳过低，就是贬低这个行业，所以，很多人不做翻译了。

她拿了鲁奖后，曾经有一位编辑说，王老师我给你千字80元，要不是你是鲁奖得主，根本拿不到这么高的稿费。她的回答也很直率：“你给多少我也不计较，我翻译不是为了挣稿费。我是因为喜欢，给多少无所谓，因为我有工资，可以生活。但是年轻人还要养家糊口，稿费低，就当然要计较了。”

“现在，平台追逐流量，一些小孩只想当演员，做网红，赚大钱，一心只求轻松赚钱，怎么能成为国之栋梁？一个民族信仰，民族素质的重建，人才是基础。价值观一旦被扭曲之后，要重建是很难的。”

王家湘希望人们可以静下来读真正的好书，她遇到很多非常努力和明白的年轻人，但他们的声音比不过手机上赚流量的声音，“我觉得我们要共同努力，包括我们的翻译界。”

出版方式和心态也会影响好的翻译作品，举个例子，出版商花大价钱买了版权，找到她，给她8个月翻译，她没有答应，“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要想很好翻译，8个月即便是全职也是很困难的，出版的人也有苦衷，造成的结果就是好几个人翻一部作品。”

王家湘提到，现在翻译界很多是群体合作，几个人一起翻译，最后拼到一起，“这么浮躁的翻译界，出不了好的作品。”王家湘说，有些人不讲究质量，为了翻译很快，能赚一些钱。翻译界遗留下的种种问题，不是一下能得到解决的，很多原因导致了翻译界的乱象丛生。

所以，王家湘才会反复强调，在浮躁的世界里，能够静下心来阅读和翻译优秀的文学作品，是随身自带的幸福，努力去做得更好，是她终身的追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