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在中国：从田野走向大众

“历史热”持续多年不断，曾经备受冷落的考古学迎来“小阳春”，相关图书的出版甚至出现“井喷”现象。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考古学界的纪念活动一波接一波，着实热闹。学术圈外，公众的目光也一再被考古新发现所吸引。无论是三星堆“上新”，还是国家文物局确认汉文帝霸陵的位置，抑或洛阳惊现唐代太平公主宅邸，都频频登上“热搜”。加上2021年底央视热播的跨年度文化类节目“中国考古大会”，让人感到考古这一原本高冷的领域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正从小众走向大众。

被历史热冷落的考古学

如果从2004年央视“百家讲坛”开播阎崇年先生的《清十二帝疑案》算起，“历史热”已持续近20年。根据“开卷”对图书零售市场的监测数据，在学术文化类图书中历史书常年稳居第一，不仅每年有畅销书出版，也不乏表现稳定的长销书。这背后，是公众对历史的浓厚兴趣。

可公众的兴趣点往往和学术发展严重脱节。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就提出“二重证据法”，强调把“纸上之文献”和“地下之新材料”相互验证，得出可靠结论。王国维所说“地下之新材料”，指考古发掘的各类文物，这就将考古学和历史学紧密地连接起来。从此，研究中国历史就离不开考古学。试想，如果不曾发现安阳殷墟，今人何以认识商王朝？

遗憾的是，在方兴未艾的历史热中,考古学长期缺位。这也难怪，历史可当故事甚至段子来讲，政治斗争、军事谋略、深宫八卦，总能激起读者的肾上腺素。可有几人能把考古报告故事化，绘声绘色地讲给外行听？

看起来，考古学注定远离日常生活。其实未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兴起一波学术大众化运动，知名学者纷纷走出象牙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公众讲解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等“高冷学科”。公共考古学也在此期间应运而生。它可分成两个层面。首先自然是要求考古学家打破专业壁垒，用公众能够理解的方式传播考古学知识，分享考古学进展。但这并非简单的“我教你学”。公共考古学概念的提出者、美国考古学家麦克基姆西更强调调动普通人的能动性，让他们和考古学家共同推进研究、保护文明遗址。这对于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麦克基姆西的主张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现代考古学起源于18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人对庞贝古城、特洛伊古城等古希腊-罗马遗址的发掘。西方由此确认“两希”（古希腊-罗马和希伯来-基督教）文明的辉煌，并指认其为西方文明的主要源头，从而建构起一条绵延数千年的文化脉络。

中国考古学走过的道路与之相似。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挖下“第一铲”，仰韶文化浮出水面，西方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断终结。更重要的是，随行的中国学者由此掌握考古学的理念和方法，进而改变了中国只有金石学、没有现代考古学的现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仰韶遗址的发掘被公认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

1928年，李济、董作宾等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主持发掘安阳殷墟，并确认它就是商王朝最后一个都城“大邑商”所在地。1959年启动的偃师二里头考古项目，则被认为最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夏王朝。本世纪初上马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更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实证工作。

及至今日，历经百年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已取得飞跃式进展。只可惜学术成果虽丰，却始终存在着公众认知度不够、参与度有限的问题。多数时候，热闹只在小圈子里，很难进入公众视野。

唯独岳南例外。自从1990年创作《风雪定陵》以来，岳南踏勘考古遗址、寻访考古学者，撰写了十几部考古类图书。2021年底，他还推出两卷本《岳南大中华史》，用历史与考古新发现相融合的方式，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中华文明的演变史。应当说，这是对公共考古学很好的实践。不过，岳南毕竟不是科班出身，人们期待真正的考古学家能“降临人间”。

“考古明星”推动考古类图书“井喷”

2016年，原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长许宏出版《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此后，他又相继推出《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明的崛起》以及《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形成“解读早期中国”系列。和一般的学者不同，许宏语言生动、思路清晰，其著作即便“考古小白”也能读懂。他还入驻各大新媒体平台，登上“一席”“十三邀”等文化类节目，呈现考古魅力，收获大批粉丝。

接受媒体采访时，许宏从不讳言自己“让考古从田野走向大众”的初心。时至今日，他无疑是中国考古界的“头部网红”。

许宏开了个好头，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放下身段，投身公共考古学。这又呼应了市场需求。尽管学院派一直对所谓的历史热表示不屑，但它确实“养刁”了一批人，使他们不再满足于某朝那些事之类的讲述，而是渴望接触更多干货、更具品质的历史叙述。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年轻人，迫切地想了解中华文明从何而来、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又将往何处去，他们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考古学。

备受冷落的考古学于是迎来“小阳春”。反映到图书市场上，就是近些年考古类图书颇受欢迎，甚至呈现出“井喷”迹象。例如，2016年专家公布海昏侯墓考古成果、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都掀起了相关图书的出版潮。2021年三星堆遗址发布最新考古挖掘成果，更是直接带热了考古类书籍。据统计，各大网络购书平台上有关“三星堆”“考古”“文物”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短时间内暴增360倍。

2021年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活动一波接一波。令人欣喜的是，此次考古界没有待在舒适区，而是力图“破圈”，吸引受众。86岁高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美术考古奠基人杨泓，出版了《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用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的方式，勾勒出中国考古学百年来的发展轨迹。这本书被读者誉为“纸上国博”。

新年的钟声刚敲响，中信出版社更是推出《考古中国：15位考古学家说上下五千年》一书。作者除了颇具影响力的原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长许宏，还包括原殷墟考古队长唐际根、良渚水利系统考古领队王宁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等。就学术水平而言，这些人足以组建一支“考古学天团”了。内容也很扎实。该书精选14处大遗址，请考古学家精讲。所谓“大遗址”，指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和遗址群，如良渚遗址、秦始皇陵、海昏侯墓、清平堡遗址等。许宏还撰写了长篇导言《考古中国，唤回我们的文化记忆》，介绍中国考古学的来龙去脉，并对14个大遗址给出了一个整体性的理解框架。

许宏将古代中华文明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距今5500-3800年为邦国时代，出现仰韶、良渚等上古文明，它们如满天星斗散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公元前2000年左右邦国急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以二里头、殷墟和三星堆为代表的广域王权国家，满天星斗变成月明星稀，王国时代拉开帷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标志着中国进入帝国时代。从此大一统政权如凌空皓月，笼罩中华大地两千多年。

经过梳理，中华文明的演变脉络清晰了许多。这对于读者的把握和理解非常友好。紧接着就是各位考古学家针对不同遗址进行拆解，过程同样有料、有趣。可以说，《考古中国》体现了学者在公共考古学方面的努力。

在全球视野中了解中华文明

许宏在导言中的一句话令我颇受触动：“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意思是，自古以来中国就不曾自外于世界，而一直是在汲取其他文明体先进要素的基础上扬弃、创新，生发出自身特色。例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长身战斧和环首刀，就受到欧亚草原青铜兵器影响。这说明，中原腹地和欧亚草原很早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正是在碰撞与裂变中孕育出了璀璨的商周青铜文明。唐代对外来文明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更是众所周知。

因此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就不能局限于东亚区域，而应当具备全球视野。

那么具体到考古领域，有什么入门书吗？长久以来，我喜欢推荐德国学者C.W.策拉姆的《神祇、陵墓与学者：考古学传奇》。该书围绕古文明遗址，揭示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美洲文明的基本面貌。由于作者策拉姆是记者出身，叙事能力一流，又善于制造悬念，让阅读变得十分享受。该书的问题在于出版年代较早，不少知识需要更新。

所幸随着考古类图书井喷，相关译著也多了起来。美国学者埃里克·H.克莱因的《考古学的故事》、英国学者保罗·巴恩的《考古通史》，都融入考古学新成果，揭秘全球重大考古遗址。如想进一步窥探考古学动态和进展，则首推英国学者科林·伦福儒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该书不断推新版，是目前了解世界考古学发展最权威、最全面的著作。

当我们对考古学发展，以及各大文明遗址都具备一定的认知后，回过头思考自己的文明，相信会有新的体悟。这也是公共考古学所追求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