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为何钟情于莫里斯·森达克的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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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兽国》内页 资料图片

　　《莫里斯·森达克：艺术家及其作品庆典》封面 资料图片

熟悉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晚近作品的读者可能都会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其晚年作品群中，有四部长篇小说（《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水死》《晚年样式集》）和一部长篇随笔（《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都曾提及莫里斯·森达克及其绘本《在那遥远的地方》。尤其在《被偷换的孩子》中，大江不仅于终章大篇幅引用森达克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甚至还选用该绘本中戈布林偷盗婴儿的情节为自己的这部小说命名。

莫里斯·森达克

与大江素来喜爱引用的一众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相比，美国插画家莫里斯·森达克（Maurice Sendak，1928—2012）显得极为与众不同。他是美国第一位获得安徒生插画奖的儿童插画家，被誉为“童画界的毕加索”“图画书创始以来最伟大的创作者”，曾八次荣获“凯迪克奖”，还曾获得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纪念奖，其最为著名的绘本《野兽国》曾被改编为电影，搬上银幕，大江所钟爱并与之互文的绘本《在那遥远的地方》，则是1982年度“凯迪克奖”银奖作品，其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声望由此可见一斑。

被大江称为“童话连环画天才”的森达克是一个怪才，他的作品总是在关注孩子们的愤怒、不安、焦虑等情绪，并以奇特的幻想帮助孩子们治愈内心的创伤。以他最负盛名的“森达克三部曲”为例，第一部《野兽国》里出现了很多野兽，而在第二部《午夜厨房》中，森达克描绘了一个裸体的小男孩，至于最后一部《在那遥远的地方》，则被公认为是森达克所有作品中最难解读、像谜一样难以捉摸的作品。

随着这些作品畅销不衰，就连成年人也慢慢喜欢起来，一切正如森达克自己所说的那样：“一直以来都是成年人自己需要安全感，却硬是投射到孩子身上。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勇敢得多。”森达克刷新了民众对童年本质的认识，展现出绘本所能抵达的深度，影响了童书的发展方向。

《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虽然只有短短的350余字，文字定稿却花费了足足18个月，修改更是多达一百余次，全书耗费了森达克整整五年的精力，即便森达克本人也曾表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将会是最奇妙的”。

其实，《在那遥远的地方》故事内容并不复杂——父亲出海谋生，母亲郁郁寡欢无心照料孩子，姐姐爱达担负起照顾尚在襁褓中妹妹的责任。在爱达专心吹奏圆号之际，妖怪戈布林从窗户爬进来偷走妹妹，留下了用冰块做成的假婴儿。爱达发现后愤怒不已，穿上妈妈的黄色雨衣，带上圆号去解救妹妹。她爬出窗户飞往妖怪们的洞窟，发现戈布林们化身为婴儿模样正在举行婚礼。于是爱达吹响带有魔法的圆号，戈布林们纷纷幻化在奔腾的小溪中。最后，爱达抱着妹妹回到妈妈身边，爸爸也来信了，在信里嘱咐爱达要好好照顾妈妈和妹妹，并说爸爸永远爱她。

深谙儿童心理的森达克在处理这个故事时，把自己童年时期的痛苦记忆以及为这些痛苦记忆寻找出口的过程也都融合在内，精心构建了一个奇特的幻想世界，创作了一部不朽的艺术作品。

森达克出生于纽约一个贫穷的波兰犹太移民家庭，父母没受过教育，只能艰难求生，加之很多犹太亲戚由于纳粹的迫害失去生命，他从小就成长于恐惧和悲伤的氛围之中。整日忙于生计的父母无暇顾及自小体弱多病而不得不长期卧床的森达克，不懈陪伴和守护他的是姐姐娜塔莉，她成为森达克郁暗生活中的些微光亮。及至大约半个世纪后，这个守护女神就很自然地幻化为绘本《在那遥远的地方》中姐姐爱达的原型。

这个故事中偷盗婴儿的情节与森达克儿时记忆中一起轰动世界的绑架案有关。1932年3月1日晚，第一个飞越大西洋的美国著名飞行员林德伯格20个月大的婴儿被人通过一架梯子从窗户里偷走了。4岁的森达克从广播中听到这起案件时，意识到父母也有可能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无论其家境是显赫还是清贫。因年幼加上病弱无助，同样受到死亡威胁，森达克便产生了强烈共情，哀叹自己的处境竟与被盗婴儿相差无几。对死亡充满恐惧的森达克在婴儿身上寄托了生的希望。但71天后，不幸的婴儿被抛尸野外，这个惨剧给幼儿时期的森达克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因性创伤，对死亡的恐惧一直存留于森达克的精神底层。他很自然地将自己的情感代入其中，不愿让林德伯格的婴儿悲惨死去，最终于将近半个世纪后，在绘本中让爱达找到了自己的妹妹，尝试着以此疗治自己这49年间一直难以愈合的心因性创伤，一如其在《森达克的绘本论》一书中所表示的那样：“这部作品把我从林德伯格事件中解放了出来。在书里我就是林德伯格的婴儿，姐姐救了我。”其实，这段源自儿时记忆的话语也算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病理自述，显现出自述者最终实现了自我救赎，更是为诸多同样遭遇者提供了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出路。

当然，该作品中的很多其他情节和构图也是来自森达克儿时记忆，比如爱达穿上黄色雨衣的情节来自他看过的屠苏《穿着巨大黄色雨衣的少女的书》；回家路上碰到的五只蝴蝶则是因为1934年在加拿大诞生了世界首例成功存活的五胞胎。由此可见，森达克把童年时让其恐惧、让其好奇、让其憧憬的诸多记忆都巧妙地编织进了这个故事。森达克曾表示，“我要让莫扎特守护这些角色们”，这就是绘本中爱达抱着妹妹回家时看到莫扎特在河对岸弹琴的缘由，而森达克最爱的就是莫扎特的音乐。

大江健三郎与森达克绘本的邂逅

长篇小说《被偷换的孩子》的创作契机，则是大江健三郎的妻兄、著名导演伊丹十三为抗议无良媒体而于1997年跳楼自杀事件。此事对于大江的震撼绝不亚于当年儿子大江光出生时头部生有肉瘤所带来的冲击。对于大江而言，伊丹十三不仅仅是妻兄，更是从少年时代便相识相知、相互理解和信任的亲密朋友，却在其艺术生涯的鼎盛时期被日本黑暴势力和无良媒体所吞噬。他的突然离世为大江及其家人带来了难以名状的痛苦和困惑，就像森达克始终要让弱小的婴儿得到拯救一样，大江同样要让妻兄和老友伊丹十三获得拯救和永生。如果说这两者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森达克用绘画的艺术形式来表现40多年的思索：“拯救孩子！”，大江则借用绘本《在那遥远的地方》，以其擅长的小说写作这种艺术手法，写出“忘却死去的人们吧，连同活着的人们也一并忘却。只将你们的心扉，向尚未出生的孩子们敞开！”

于是，为了从沉溺中拯救灵魂，大江在《被偷换的孩子》中的分身长江古义人开始了在柏林的百日隔离，其间邂逅了森达克的这部绘本。事实上，文本外的大江也确实是于1999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逗留期间，偶然读到了题为《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小册子，这是森达克与世界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进行的对谈。看了其中内容，大江兴奋莫名，随即去书店购买了森达克包括《在那遥远的地方》在内的诸多作品。之后在柏林的高等研究所，大江很偶然地从曾与森达克对谈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那里听到一句话：“或许他自己就是那‘被偷换的孩子’吧。”也许正是这句话，使得大江突然意识到被黑暴势力和无良媒体吞噬了的伊丹十三也是“被偷换的孩子”，被形形色色的黑暗势力已经吞噬、或正在被吞噬、或将被吞噬的无以计数的伊丹十三们当然更是“被偷换的孩子”！于是，大江随即在宿舍中阅读这篇对谈，初步完成了小说的构想，随后便一气呵成地创作出《被偷换的孩子》这部长篇小说，其后更是以此为开端，接连写出了“奇怪的二人配”六部曲中的后五部长篇小说。

将《被偷换的孩子》付梓后，大江于2000年9月访华，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发表了题为《致北京的年轻人》的演讲，其间提到了他与《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这段邂逅：“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小居期间，像是偶然地读到了森达克的日常谈话记录和以此为主题的绘本《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书使我获得了写作自己小说的方法。”

我国著名作家莫言对于《被偷换的孩子》曾有过深刻的评价：“大江先生认为他自己、儿子大江光和内兄伊丹十三都是被妖精偷换了的孩子。这是一个具有广博丰富的象征意义的艺术构思，具有巨大的张力。其实，岂止是大江先生、大江光和伊丹十三是被偷换过的孩子，我们这些人，哪一个没被偷换过呢？我们哪一个人还保持着一颗未被污染过的赤子之心呢？那么，谁是将我们偷换了的戈布林呢？我们可以将当今的社会、将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看成是戈布林的象征，但社会不又是由许多被偷换过的孩子构成的吗？那些将我们偷偷地置换了的人，自己不也早就被人偷偷地置换过了吗？那么又是谁将他们偷偷地置换了的呢？如此一想，我们势必跟随着大江先生进行自我批判，我们每个人，既是被偷换过的孩子，同时也是偷换别人的戈布林。”

“救救孩子”

莫言的这段话语既是对《在那遥远的地方》和《被偷换的孩子》的深度解读，也是对人类社会和芸芸众生的无情警示：我们既是被戈布林偷换的孩子，也是偷换其他孩子的戈布林！这让我们无法不联想到鲁迅先生于一个世纪前的1918年振聋发聩地喊出的那句话语——“救救孩子！”

大江健三郎本人也曾在2010年对其中国友人说过：“目前，我的头脑里只考虑两个大问题，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孩子。自己是个绝望型的人，对当下的局势非常绝望……每天晚上，在为光掖好毛毯后就带着那些绝望上床就寝。早上起床后，却还要为了光和全世界的孩子们寻找希望，用创作小说这种方式在那些绝望中寻找希望……”无疑，为孩子们不懈地寻找希望，是大江晚年的工作，更是大江晚期作品的主题，这从其晚年创作的六部曲特别是《被偷换的孩子》（2000）、《愁容童子》（2002）以及《两百年的孩子》（2003）等小说题名中便可略见一斑。

同样，在《定义集》这部随笔集中，大江也不止一次提到“倘若可能的话，就为孩子们写一部大书”。其实大江也确实这么做了。2010年12月，大江曾向友人介绍正在创作的新长篇小说梗概：通过上了年岁的女性主人公与其曾获国际文学大奖的哥哥之间的一封封书简讨论有关孩子和新人的问题。当时大江还表示，由于年事已高，无力继续创作大部头小说，估计这是自己为孩子们写的最后一部作品了。

遗憾的是，在这部小说即将完成之际，日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3·11”大地震、大海啸和福岛核电站大泄漏。在那段令人绝望的时日里，大江感到这部即将完成的小说已经无法表现自己此时的绝望，更是无法帮助孩子们在这黑黢黢的绝望之海上找寻到希望，于是将其存入书库，着手撰写《晚年样式集》。

《晚年样式集》开首处便有这么一段话语——“我停步于楼梯中段用于转弯的小平台处，像孩童时期借助译文记住的鲁迅短篇小说中写的那样，‘发出呜呜的声音哭了起来’。”这里提到的短篇小说便是鲁迅文集《呐喊》中的《白光》，小说中“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更是大江的世界观和创作指向，鼓舞其不懈地与日本右翼势力相抗争，引导其发起拥护和平宪法的“九条会”……面对令人绝望的社会末日景象和保守政治现状，大江“发出呜呜的声音哭了起来”，在文本中为大家描绘了一个恐怖和绝望的前景：“……如果全国的核电站都因地震而爆炸的话，那么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未来之门也将被关闭。我们大家的知识会沦为死物，该说是国民呢？还是该说市民呢？无论谁的头脑里也都将一片黑暗，走向灭亡……”

核能拥有超越人类认知的巨大力量，如何认知和使用这巨大力量，是人类社会所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面对那些以民用核电站为幌子、以此保有“潜在核威慑力”甚至试图进行核武装的日本政治家，大江毫不留情地揭穿他们的谎言，控诉地震引发的核电站事故完全是一场人祸，主张培养对终结世界的核能的想象力，把真相告诉孩子并不是为了吓坏孩子，而是为了真正地抚慰孩子，日本乃至人类社会只有杜绝以各种名义制造和使用核武器，才能真正践行人道主义、永获世界和平。

不要低估孩子的洞察力

与大江的主张不谋而合，森达克也认为成年人以为只让孩子阅读光明与美好的故事是在保护孩子们，其实他们只是在保护自己。关于这个世界的光明与黑暗，孩子们知道的远比成年人所以为的要多。所以，森达克笔下的童年多是阴暗的，其中的主角也会面对可怕和危险的情况，但最后他们总是会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孩子们在阅读他的绘本时仿佛是在经历旅行，翻到最后一页时，最初的恐惧、紧张、胆怯和好奇都会得到释放，内心产生的共鸣让他们最终获得了平静与成长。

同样，在大江为孩子们写的随笔集《在自己的树下》中，我们也可以见证他对孩子们的鼓励和期待：

“当今社会中的大人们使你们读的书变成废物，你们大家一定要和这样的大人作斗争。”“只要了解了对于人类产生邪恶作用的事物是什么，就能够与之搏斗，就有人勇敢地与之斗争。”

“你即便长大成人，也会继续拥有你内心原有的一切！通过今后的学习和积累经验，会使这一切得到进一步发展。现在的你与长大成人后的你是相连的。与你身后的已不在人世的人们相连着，也与你长大成人后的未来的人们相连着。”

这就是大江的“新人”理想，饱含了为整个人类命运担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主义情怀。无论是大江健三郎还是森达克，尽管他们创作的作品中有黑暗、恐惧和荒诞，他们想要传达给我们的却是真相和希望，带着对孩子们最深沉的爱。

（作者：叶高楠，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