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老安

2022年1月18日，老安走了。家属告知，遵照老安的遗愿，不搞遗体告别，后事从简，只在亲属范围内举行。无缘向老安做最后的告别，怀念之情却萦绕在心头，内心难以平静。自1989年进入人民中国杂志社，我就分配在老安分管的翻译部，经常得到老安的言传身教。点滴往事浮现在眼前，我觉得对老安最好的送别与追思，就是写一段文字，分享老安的故事。联系当年老安的同事刘德有先生和老安的女儿宋菲，二位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回忆了许多细节，这使老安的故事愈发完整，饱满起来。

老安是和她曾经共事的同事们的亲切称谓，在翻译部，中日同事更是直接称她这位毫无架子的副总编辑为安桑。祖籍山东烟台的老安，讲一口胶东口音浓重的普通话。她全名叫安淑渠，1930年出生于大连。据和老安同批于1952年由大连调任北京筹建《人民中国》的刘德有先生回忆，“老安的父亲在大连开有一家茶叶庄。老安小学上的是日本人在大连经营的小学校，毕业后进入初高中在一起的大连神明女子高等学校，读到三年级时，日本投降，学校关闭。1945年光复后大连即告解放，老安转上‘文专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大连日报社当记者。”后来的故事，就是1952年和四位大连的年轻人被《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始人康大川调来北京。刘德有先生还记得，一同调至外文出版社（外文局前身）人民中国编辑部日文部的，除了他和安淑渠，还有李玉銀、于鸿运。

2009年第六期《人民中国》，为纪念中国外文局建局60周年策划了特辑，其中老安撰写的一篇回忆《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办人康大川的文章，深情地回忆了草创时期的艰辛与轶事。文中用了两张照片，一张是1955年以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时，康大川和安淑渠也同行前往，作为译员的安淑渠陪同康大川等人访问岩波书店。那时候，日文版《人民中国》刚刚两岁，康大川和安淑渠也都风华正茂。另一张照片，老安和前副总编辑丘桓兴在翻阅相册，回忆和康大川一起工作的美好时光。就在本月10日，老丘也因病离世。在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年份里，在明年即将迎来《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刊70周年的时候，两位重量级前辈的相继离世令人唏嘘。

1952年安淑渠进入《人民中国》的时候刚刚22岁，起初的工作是做美编，具体工作是画版样、排版、找插图和照片，也兼做校对。上面这张照片就是安淑渠所在团队的主要成员。右起：安淑渠、由原沈阳民主新闻社调入的擅长排版、核对的日籍工作人员冈田章、校对大王李薰荣、和安淑渠同来自大连的李玉银、负责美编的日籍工作人员池田寿美。

在回忆文章里安淑渠写道，“经过两期试刊，飘散着墨香的《人民中国》日文版正式出刊了。就在大家正要举杯庆贺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声叫道，‘等等！’。原来一篇文章中的人名印错了。当时是铅活字排版，修改错字要用刀在印好的杂志上刮去错字，再用正确的铅活字像盖章一样一个个加印在修改处。大家一起动手，用了一天一夜改正了每一本的错误。从那以后，‘要心中想着读者，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成了翻译校对组的座右铭。”

在人才济济，业务气氛浓厚的办刊环境里，在多次随代表团走出去针对日本民众开展民间交往的活动中，安淑渠在共和国的青春岁月里不仅成为编排校对的好手，也迅速成长为出色的口笔译翻译。上面这张与到访的日本来宾的合影，大致拍摄于60年代中期，早期《人民中国》的主要成员，除刘德有已经驻日，大多都在其中。罗俊（前排左三着中山装者，当时的外文局局长）、康大川（后排中间带眼镜者，《人民中国》日文版负责人）李泽民（右六，中文编辑部资深负责人）、包慧（右五，中文编辑部负责人之一）、安淑渠（李雪琴右边女士）、池田寿美（后排左二女士，负责美编的日本专家）、李雪琴（康大川右前方中排中间女士，中文编辑部编辑）、李玉鸿（后排左一，资深美术设计）、陈忆青（前排右一，翻译）、李薰荣（前排右一，校对大王，25万分之一的校对错误率）。

1955年那一次是安淑渠第一次作为译员随团访日，同行的译员还有刘德有。访日期间康大川访问了岩波书店，对日本图书出版业进行了深入的调研。据刘德有先生回忆，这张康大川、刘德有、安淑渠三人同框的珍贵照片拍摄于帝都饭店屋顶，从那里可以望见皇宫和城壕。

1955年8月，在日本举办了第一次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核子武器的威胁与讹诈，刘宁一以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中国代表的身份率团访日，安淑渠作为译员前往。该团在日本发出中国人民的声音，与核武器受害者深入交流，同时广交各界朋友，为发展中日民间友好往来，以民促官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做了铺垫性工作。日本部落解放运动领导人松本治一郎赠送的礼物一直保存至今，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该团社会接触面之广。

在50年代到60年代的多次访日活动中，1963年11月5日至12月3日为期近一个月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第四次访日活动，安淑渠作为译员随行，留下较多生动而珍贵的照片。这一年的2月，廖承志对《人民中国》提出了调整办刊定位，加大文化内容，扩大读者对象的要求。6月，为纪念《人民中国》创刊十周年，当时的外文出版社访日团赴日广泛听取读者、发行者和日本作者等各界意见，为调整编辑方针，加大社会、文化、人民生活方面内的报道内容做了扎实的调研论证。而年底的作家代表团访日，正是从活动层面体现了当时国家加大对日文化交流力度的举措。从珍贵的现存照片来看，此次访日巴金、冰心等中国作家和日本作家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为两国民众的民心相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60年代中期以后，安淑渠凭借娴熟的日文，直接用日文采访写稿。她是《人民中国》编译合一的先行者。1972年，多年的努力终于见到曙光。这一年9月间，安淑渠被借调到外交部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接待班子，并被任命为笔译组组长，见证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时刻。据老安生前回忆说，当时因出身下放到农村的母亲病重，但她有重要工作在身却无法离开去陪伴母亲，最终未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抱憾终生。邦交正常化之后，老安更加繁忙。

1974年2月28日至3月26日，老安再次被借调全程陪同日本女科学家代表团访问北京、广州。近一个月相处在一起，女科学家们深深被老安的周到热情和高质量的翻译所折服，日后特地联名致信表示感谢。当时邓小平复出整整一年，国家正在对科学教育进行整顿，一年后周恩来总理将在四届人大上重提“四化”。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在京接见了日本女科学家代表团，老安作为随团译员，为小平同志做翻译。这件事情成为《人民中国》引以为荣的话题，直到我入社后还经常被谈起。一次工作之余聊天，我好奇地问老安：您的日语水平绝对没有问题，可您那浓重的胶东口音和小平同志浓重的四川口音之间交流完全没有问题吗？老安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这么一说，她回忆了一下表示，整个交流确实很顺畅，没受口音影响。一是小平同志说话条理很清楚，易于辨识，二是小平同志见识广，与五湖四海的干部打交道，胶东口音也听得懂吧？

成为副总编以后，老安保持着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善于听取各方意见，特别重视和读者、顾问交心，每当有重要客人或读者团来访她都和其他社领导热情座谈，虚心请教，交换意见，并据此改进服务与工作。上面这张照片，就是宇都宫德马访华时，老安陪同康大川（左）、车慕奇（右）与之座谈采访。几位老领导的表情，可以看出当时的交流有多么务实。

每当读者来访，老安总是热心安排接待。有一年国庆节假期，一位读者来社里造访，老安亲自出面接待，与之深入交流，还安排当时住单身公寓的我陪同这位读者参观节日的北京。得知是牺牲节假日休息安排的，这位突然造访的读者非常感动，一方面为自己的唐突表示不安，一方面对人民中国的周到接待感谢不已。接待工作结束后，老安觉得耽误了我假期休息，还专叫我到她家里做寿司饭犒劳我。神宫寺敬夫妇、水原明窗顾问、胜田弘、林谦三、白鸟良香、西野长治等日本各地读者会的代表人物与普通会员……，很多老读者就是冲着老安这样的人格魅力和《人民中国》保持着长久的联系，老安访日来到读者中间时也受到读者发自内心的欢迎。

我进入《人民中国》时，老安已经接近离休的年龄。尽管在老安领导下工作不过短短三年多，但耳濡目染下，不仅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和方法，更是在工作作风上受到老一辈的洗礼，受用终生。人民中国的标题讨论会是以翻译部为主体，中日同事全程用日语讨论的业务环节，对于培养跨文化意识，使翻译更加贴近受众思维意义重大。有老安参加，会议气氛就格外活跃。讨论引发头脑风暴，一个个生动的标题就确定下来了。如今这个传统在《人民中国》继续得到传承。

1993年《人民中国》创刊40周年，因为工作需要延长离休年限的老安在也即将迎来光荣离休的时刻。当时我正在负责“导游手册上找不到的北京景点”栏目的策划与采编。我突发奇想，提出要做一期《人民中国》发祥地内容的特别报道。老安听说后非常支持这个想法，因为参与创办的人当中，当时只有她还在岗位上。也许是在结束职业生涯之际想重访自己当年起步的地点，也许是为了对年轻人做一次传统教育，老安决定带我一起前去位于新华通讯社内的国会街采访。到了国会街，当年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老安感慨万千，回忆起当年创业时激情燃烧的岁月。最后，我们以两人对谈的方式完成了这篇文章。日文成稿后请老安阅示，返回的底稿留下了老安用红笔认真修改的痕迹。老安却非常谦虚地坚持把她的名字署后面。这份修改稿我一直保存着，直到《人民中国》几次搬家之后遍寻无踪，至今仍感遗憾。

创刊40周年的纪念招待会在西苑饭店隆重举行，大批日本读者和同业组团前来祝贺，老安在这一刻和老朋友们相聚，一道回忆起愉快的往事。在招待会上，杨正泉局长向老安颁发了荣誉证书，表彰她毕生为人民友好和国际传播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离休以后的近30年里，老安仍然关心着《人民中国》的发展，并继续为《人民中国》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工作中遇到什么难处，后辈也愿意向老安求教问策。许多老读者依然记着老安，每次工作访日见到老读者，都有人问起老安的近况。老安的晚年和女儿在一起，生活是平静的。回望自己走过的路，老安应该是幸福的。她伴随着共和国的青春脚步，和一群有情怀的人一起将一本杂志做成中日两国人民民心相通的桥梁；她见证了中日关系在战后艰难起步，通过以民促官，官民互动，一步步迎来邦交正常化，并在中日关系相对最好的时候光荣离休。

老安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国际传播的初心所在，她那一代人所独有的纯粹性、使命感、奉献精神和专业精神，正是我们今天守正创新，传承国际传播优良传统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明年《人民中国》日文版将迎来创刊70周年。遗憾的是老安没有等到这些值得纪念的时刻的到来。对老安的最好的纪念和慰藉，就是继承好这份精神财富，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之发扬光大。按照传统说法，今天是“头七”，愿老安一路走好，愿老安的在天之灵继续守望着我们，守望着她所为之奉献一生的《人民中国》和外文局的事业与未来。

特别感谢刘德有先生和宋菲女士对此文给予的全力支持和无私奉献。

（作者：王众一，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