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中国诗学研究的向上之路

【读书者说】

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蒋寅先生新近出版的论著《中国诗学之路——在历史、文化与美学之间》，对于作者自己而言“不免带有一点总结的意味”(《自序》)，对于古典文学界而言则不仅凝聚一代人的学术追求与贡献，而且烛显当下与未来的关键性的学理问题，值得仔细品读，深入思考。

《中国诗学之路》的基本内容，从表层结构来看，分为四个部分，即“心态史研究”“唐诗研究”“古典诗学基本概念和命题研究”“清代诗学史研究”。而从内在理路来看，可分为三个方面，即“诗歌理论研究”“诗歌创作研究”“诗歌史研究”。由于蒋寅先生秉承师说将“理论研究”理解为“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与“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两条进路，所以他的“诗学”事实上包含一切带有理论思辨色彩的古典诗歌相关研究，无论其核心研究对象是作家作品还是诗歌理论。另一方面，他又很重视将“创作”放在“史”的线索中进行探讨，或将“史”的观点放回“创作”中予以重审，从而引出新说，因此从更深层次的理路融合来看，他的“诗歌创作研究”和“诗歌史研究”就可以合并为“诗史”研究。由此可见，《中国诗学之路》的内在理路事实上可以概括为“诗学”和“诗史”两大方面：前者拒绝抽象的美学研究或文艺学研究，而力图将理论问题历史化、过程化；后者则拒绝单纯的历史研究和文本研究，而力图将事实问题价值化、批评化，将语言艺术问题思想化、精神化。

过程化的诗学与批评化的诗史，就是笔者阅读《中国诗学之路》一书感触最深的两点。

1.过程化的诗学

过程化的诗学，意味着强烈的理论敏感与实事求是的历史还原精神的相得益彰。

本书的历史还原，基本不涉及社会学溯因，而是思维层面的时序性建构。在《中国诗学之路》中，形式、范式、方式、定势、概念是高频出现的词汇，体现了蒋寅对作家、批评家之思维模式的精准把握和理论敏感。比如对“情景交融”的研究，显然不是一般意义的诗史研究，而是要揭示“意象化”这种中国古典诗歌表现范式的核心特质与形成过程。蒋寅将“情景交融”阐释为一种“功能”，而不是像以往学者那样理解为“构成”。这样，就从一笔糊涂账中清理出一种思维模式：任何以景物为描写对象的作品，无论接续、点缀还是贯注了鲜明的情感，都不算“意象化”；只有将景物处理为抒情的媒介，景与情完全不可分，这才诞生了“意象”。正是从大历诗人开始，这种模式才真正确立，不仅成为创作范式，也形成理论自觉。

实际上，蒋寅在当年撰写博士论文以及历年有关谢灵运、刘长卿、贾岛等人的论文时，一直暗持一个判定诗歌中情景关系的严苛标准，以此标准与各类作品不断相切相磨，才最终将一个“诗史”问题升华为“诗学”问题。“意象化=情景交融=写景功能转变”这样一个公式的出现，凝聚了他三十年的思考历程，充分彰显了理论化、思辨化的文学研究与同样重视思辨的哲学研究的根本不同：后者的成果来自逻辑结构中的推演，前者的成果则必须在经验世界中勘验。换句话说，文学研究需要保持对于朴学与形而上学的双重警惕，既不能满足于描述历史事实，更不能对理论命题本身沾沾自喜。正是由于始终行走在理论感与历史感之间的中和之道上，才不仅能抽象出“古代文学的理论”，也能对已然抽象化的“古代的文学理论”进行釜底抽薪式的重审。比如本书中《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首先明确“清”既是构成性概念又是审美性概念，站在整个古典诗学体系高度对一个古老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位，然后历时性地梳理“清”从思想界到文学界的概念史，继则从共时层面总结“清”的审美内涵的诸多“正价部分”以及某些“负价的一面”，从而最终证成“清”概念的核心位置、包容性特点以及派生能力。显然，作者重点研究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概念的历史语境。如果我们将概念视作思维模式的最高阶段，那么此文研究的就是“模式之模式”。同样道理，《中国古代文论对审美知觉的表达及其语言形式》一文，几乎对古代文论中的所有重要审美概念进行了清理，分成“绝对正价”“有限正价”“负价”“中性”四大类，分别总结了其表述形式的多样性。此文充分彰显了概念类型与概念表述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模式之模式”帮助我们理解了“模式”本身。此文还展现了作者抽丝剥茧般的模式分析能力，而如此耐心精密的理论诉求，正是当代古典文学界极为缺乏的一种素质。

2.批评化的诗史

批评化的诗史，意味着将卓越的艺术直觉落实在可分析的范围内。

所谓艺术直觉，包含两个方向：一是对语言的敏感，二是对人性的通脱认识。一般而言，对语言过分敏感的人，适合自己做诗人，不适合做批评家。文学研究者如果局限在单篇作品的辞藻、声律、句法、意脉的无休无止的钻研中，则只适合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选家、评点家，而没有资格成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家。蒋寅的艺术直觉更近乎批评家，而不太像诗人或评点家；他对语言固然有很高的敏感度，但不会形成聚精会神、孤芳自赏的局面，而是很从容地将欣赏成果纳入一个更大的价值框架中，即对人性的认识。

在《中国诗学之路》中，精神、意志、意识同样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它们彰显了一种将诗人视作完整、独特同时自我意识极强的精神主体的批评视野。比如《过度修辞：李贺诗歌的艺术精神》一文，将李贺诗风的主要特色理解为“出于特定艺术意志制导的修辞策略”，而不是“感觉方式的自然呈现”。显然，当批评家的解释止步于“感觉方式”，就只能在默认某种生理上的命定论的前提下，陈列出一些具体诗例，做出一些零碎的分析。只有将着眼点从“感觉”移至“修辞”，才会使李贺的人格变得立体且自主，让他的“奇特”与“自我复制”得到理性化、系统性的解释。同样道理，《刘长卿与唐诗范式的演变》一文，对“思锐而才窄”之评语进行了富有“了解之同情”的检讨，认为刘长卿“是个自我意识极强、同时属于情绪强烈型的人”，“强烈的情绪化倾向导致写意性质，写意性质又带来程式化的特征”。他将刘诗的优劣之处以及文学史位置的分析出发点，锁定在一种强烈而自觉的人性特征上，由此得出系统性的解释。

或许正是因为对人性本身的兴趣有时会超过对艺术作品的兴趣，所以蒋寅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心态史”或曰“精神史”的论文，其中对于人性的观照，会更直接也更通脱。他会用宽阔的心态审视古人的心迹与言行，于是时而极其悲悯，时而又相当苛刻；他又常抱有一种永恒性的视角，从而接通古今，究极人心。在他看来，“隐逸”可以是高贵与超越也可以是自欺欺人和有限的责任(《陶渊明隐逸的精神史意义》)，“偷生”可以获得堂而皇之但需要反复论证的理由(《千古艰难唯一死》)，“诗话”的写作居然包含诸多社会交际功能(《清诗话的写作方式及社会功能》)，而“诗”本身又成为生命意义或崇高或平凡的寄托(《中国古代对诗歌之人生意义的理解》)。

文学的意义，归根结底是帮助我们认识人性的复杂，而文学研究如能揭示这种认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那么研究本身也就成为珍贵的文学。在当今古典文学论文中，缺少优美的文笔反倒是次要的事情，而缺乏批评家的气度是真正致命的问题；敏锐人性观察的缺失，会让文学研究丧失价值判断的底气与志气，而脱离人性论的土壤、一味进行语言层面的艺术批评，又会使价值判断流于狭隘甚至主观。《中国诗学之路》中一段段议论纵横、性情充沛、博古通今的“诗史”，树立了批评家的典范。

蒋寅先生不仅以理论敏感与艺术直觉著称，还以文献考据见长。在“诗学”与“诗史”背后，是极为雄厚的资料储备。《中国诗学之路》对于清代文学批评资料的自如征引，尤见搜求之勤、功力之深。比如《古诗声调论的历史展开》《冯班与清代乐府观念的转向》，从资料占有到观点形成，都独辟蹊径。再如《在中国发现批评史》提到麓峰居士辑评《试帖仙样集裁诗十法》是细读文本的极致之作。程千帆先生“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之学术思路，在此书中得到了恢宏的呈现。

(作者：谢琰，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