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的亲切关怀和指导！对外传媒《中国建设》诞生前后

新中国诞生不久的春天，1951年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宋庆龄在北京东城方巾巷的寓所，亲切会见刚从美国归来的老朋友陈翰笙。没想到国务繁忙的周总理也赶来相聚。好友久别重逢，深情叙旧，共进美式晚餐，但主要话题是尽快创办一个新刊物。

此前的1950年12月间，周总理曾向宋庆龄明确表示，为了使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倡议由她出面创办一个对外英文刊物。宋庆龄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她亟待找个得力的助手，以便起程。

春天的序曲

当晚的会见就是委托陈翰笙来尽快筹办这份独特的英文刊物。这可以说是一个对外传媒故事的春天序曲。

当时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缔造者之一，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诚邀从上海北上，于1949年8月28日到北京，参加全国首届政协会议和隆重的天安门开国大典。随即宋庆龄留京，除参与繁忙的国务活动，便着手重建社会福利救济事业，其中她尤为关注开展国际宣传，为此与周总理多次书信及交谈商讨。

为创办新的对外刊物，两位伟人都想约请国际问题专家陈翰笙。陈翰笙是一位集老革命家、资深学者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他1915年秋赴美欧留学，1924年4月应蔡元培邀请回国，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1925年在李大钊指引下参加革命活动及第三国际工作。他也是周恩来、宋庆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中相识的好友，而且又有丰富的国际传播经验，显然最适合担负创办新刊的重任。

陈翰笙非常理解这两位伟人的远见卓识。他从美国回来，深感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舆论封锁及造谣。新生的共和国确实急需加强对外宣传，因此当晚他表示坚决支持和效力。但他说“金仲华一直是办报的呀，办杂志比我强。我要去上海找他商量。”金仲华也是宋庆龄的至交好友，是位著名老报人，时任上海市副市长。

会见后，陈翰笙立刻动身去上海找金仲华开始筹办新刊。不久又邀请刚从美国回来的女记者李伯悌及国际记者爱泼斯坦夫妇，加入紧张的筹办工作。草创时还没找到办公室，陈翰笙带了助手李伯悌，在中山公园一个偏僻的长椅上，草拟创刊号文稿，再派人送上海付印。经几个月的艰辛努力，终于使新刊——英文《中国建设》在1951年11月付印，于1952年的春天，1月正式创刊出版，开始向世界传播来自新中国的信息。

和平友谊之声

这本新中国的人民刊物，从创刊到发展，可以说都是在两位伟大的领导人亲切关怀和指导下成长的。这里有必要回溯创刊前的一段重要史实。新中国诞生之初，周总理高瞻远瞩，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出发，为了突破西方的舆论封锁，新中国迫切需要加强对外宣传。尽管当时国家已创办有《人民中国》等对外宣传刊物，但是周总理还是建议由宋庆龄出面再创办一个对外刊物，由人民团体中国福利会出版。她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是杰出的女政治社会活动家，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很有影响力，而且有多年丰富的国际传播经验，她是最适合承担此重任的领导人。早在1950年4月下旬，宋庆龄到北京开会时，周总理与她商量中国福利基金会今后工作时，就有加强国际宣传的内容。这年5、6月间，宋庆龄曾四次写信给周总理，提及“我们将扩展国际宣传工作”“用英文创办一个像样的月刊”。

宋庆龄最初的设想是结合救济福利工作开展国际宣传， 1950年4月25日，宋庆龄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报告时说，“让我们把中国真实情况传达给全世界”“揭露一切帝国主义的阴谋，建立各国人民的真正友谊”。4月底，宋庆龄在会上当选为中国救济总会主席（她又是中国福利会主席）。6月17日她致函周总理，其中再次提到国际宣传工作。从这些频繁的信件往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1950年12月周总理建议由宋庆龄出面创办一份对外刊物，不是突然的动议，而是经过一段的交换意见和酝酿之后两位伟人所见略同。其中有所发展的是，最初宋庆龄考虑从救济福利角度开展国际宣传，而现在周总理从对外介绍新中国的更高的角度，将此重任托付给宋庆龄。

1951年1月28日，宋庆龄与周恩来商议创办对外宣传刊物事宜。商议后决定：“第一，同意中国福利会宣传刊物经费的预算计划……第二，关于中国福利会宣传机构人事问题，拟请陈翰笙负责协助，并配备若干得力干部，成立办事机构，进行工作。……第五，对外宣传刊物希望能在3、4月出版。”据此才有那晚在方巾巷的三人相聚商定启动办刊的事。

创刊的步伐在加快。1951年6月，宋庆龄选定了新刊物的名称为《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英文含有中国重建之意）。8月30日她在上海中国福利会主持召开的《中国建设》筹备工作会议，确定了办刊方针和宗旨。会议纪要指出：“这本双月刊的读者对象是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以及同情或可能同情中国的人。它特别针对那些真诚要求世界和平，但政治上并不先进的自由职业者和科学艺术工作者。”刊物“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教、救济和福利方面的发展，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中国建设的进展，对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筹备会决定杂志设立知名人士组成的编委会，金仲华为主任，陈翰笙为副主任，委员有钱端升、李德全、刘鸿生、吴贻芳、吴耀宗。

1952年初春1月，新中国的第一份由人民团体创办的英文刊物诞生了。《中国建设》创刊号的彩色封面，为土地改革中翻身农民在自己的田野上的喜悦形象；封底是重建中的鞍钢钢铁基地。发刊词向读者宣告：正如《中国建设》的刊名表明，它将集中报道我国的重建和新的建设以及我国人民生活的变化。

当宋庆龄于1951年12月17日提前收到创刊号时，非常高兴，她对一位友人说，“听说总理对第一期很满意。大家都说《中国建设》将是最受欢迎的杂志，大大超过《人民中国》。”

她立即给金仲华去信，表示祝贺并提出改进意见。她在信中说：“但愿我们所做的以及今后要做的努力，将使我们的杂志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和增进和平的强有力的杂志。”

她在信中两处转达周总理的意见，“因为周总理指出过我们杂志的重要性，以及使国外读者能接受，我感到我们应尽力使它给人以好印象。”另一处是“我与周总理交谈时，他的意见是我们杂志的印刷数量不够。我也有同感。”

英文版创刊号出版时，就设法向世界各国发行，其中少量通过友好人士突破封锁进入美国，这可是在美国本土上首次传播来自新中国的声音！一位美国洛杉矶的读者拿到这本新刊时颇为惊喜，他来信说：“我认为《中国建设》是代表和平、友好、亲善的一位使者，胜于我所读过的其他任何外国刊物。”

创刊后，杂志社时常向宋庆龄汇报工作及写信问候，她也常来信予以指导。她收到新的杂志后，总是仔细阅读并及时评述，提出改进的意见。从杂志的报道内容到版面设计，从联系外国读者到杂志推广发行，以至对中外员工的生活，都予以关怀和指导。她在百忙中不忘为杂志亲自撰写重要稿件，多达30多篇。

这本杂志在宋庆龄与周总理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那就是面对国外广大中间读者，以人民团体的刊物身份出现，保持真实报道的传统，善用事实说话，内容丰富多彩，文章通俗，图文并茂，办得生动有趣，有亲切感，更好地反映新中国的变化，以增强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与友谊。

坚持正确的办刊宗旨与方针是对外杂志的灵魂。在这点上周总理与宋庆龄都予以极大的关注并有过多次指示。除了宋庆龄在1951年主持制定的创刊方针宗旨外，周总理在杂志创刊5周年和10周年的题词时也指示过。1957年1月的题词是：“继续做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1961年11月的题词是：“把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广更远，并加强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团结。”

1957年夏天，中国发生激烈的政治运动，对外杂志如何办？为此《中国建设》杂志社领导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于是年秋，在接见杂志社负责人鲁平、李伯悌时，对杂志的编辑方针做如下指示：“以社会主义建设为范围，以生活为内容，积极地、正确地报道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反映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新风格、新气象、积极性和创造性。”

尽管周总理和宋庆龄对杂志的方针已有明确指示，经过多年实践，已逐渐形成了杂志善用事实说话的综合性通俗性风格，但是在当时社会上“左”的思潮影响下，编辑部内部也有人片面主张增加杂志的政治内容。对此宋庆龄表示十分关注，并于1958年9月给杂志社领导去信时强调“必须表现我们自己的风格，以免与《北京周报》雷同”。有关人员亦将此事向周总理汇报，总理于1958年11月1日委托办公室同志函告《中国建设》杂志社主要负责人：“《中国建设》的一些问题，已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对于宋所指示的要保持杂志原有风格一点特别注意。总理的意思是，《中国建设》报道中国目前各方面经济文化建设的情况就已经具有了政治的内容，如政治化过多，改变原有风格就会与《人民中国》等没有多大区别，反而不好。”总理在此非常明确地支持宋庆龄的正确意见。这年底，宋庆龄非常高兴地向杂志社领导传达毛主席在武汉看到《中国建设》时对柯庆施说，中国建设杂志用事实说话，对外宣传就是应该这样做。

温馨的全家福

这是1962年元旦不久的一天，外面还是阵阵寒风，但外文大楼四层的杂志社喜气洋洋，温暖如春，中外朋友正在喜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十周年。

四楼的走廊的北墙上贴满杂志创刊十年来各期琳琅满目的封面和重要报道文章及部分外国读者来信。来宾学者、美术家正在观赏和评议优秀的封面。

“首长来了！”过不久，喜讯传开，编辑部的中外工人员迎来最尊敬的贵宾。这时只见社长金仲华、总编唐明照陪同周恩来、宋庆龄、陈毅和邓颖超等首长从楼梯上来。走廊上的人们响起热烈欢迎的掌声。

创刊十年展览规模不大，但展出的杂志封面和重要文章内容十分丰富。宋庆龄和总理看到各国朋友与读者的许多来信，十分高兴。他们在观赏封面时，宋庆龄指着1960年的一期封面说，我很喜欢这期封面，这女孩多可爱，她抱着大和平鸽！宋庆龄和总理在接待室向编辑部的中外员工表示祝贺。

“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我们合个影吧！”社长的建议得到大家热烈响应。

“好，好！叫大家都进来吧！”宋庆龄对金仲华说。因接待室太小，原来只有一部人进来。现在首长一发话，大伙可高兴了，都纷纷挤进来了。有人想搬几张椅子放在中间请首长就座。

“不用坐，大家一起照！”周总理摆摆手说。总理让邓大姐请宋庆龄站到中间，中外工作人员前面蹲一排，后面站一排。他自己拉了艾培（爱泼斯坦）也蹲到前面左边。

杂志社中外工作人员今天欢聚一堂，与首长一起拍下温馨的“全家福”合影。这里没有官方的规格，不分上下，亲密无间，照片真切地记录了这难忘的历史时刻。

更珍贵的是宋庆龄为纪念创刊十周年，向中外发布专文《真实报道的传统》。她回顾和阐述了办刊的宗旨和原则：“在1952年，中国福利会开始出版英文版的《中国建设》来继承并发扬它的前身保卫中国同盟所建立的、向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的优良传统。”“回顾10年，我们保持了真实报道的传统；展望未来，我们将同过去一样，忠诚地为真理效劳。”

寒夜寄语

“文革”动乱中，《中国建设》杂志也遭受严重挫折。但由于周总理的关照，杂志坚持出版，依然与宋庆龄保持着联系。如她所言“《中国建设》是我目前唯一还保持联系的单位”。

特别是在这艰难时刻，周总理于1967年2月26日深夜，单独接见了《中国建设》杂志社的群众代表，对杂志的对外宣传作了重要指示。

总理说：“我们的读物是供给国外的。要争取广大中间读者。”他认为“要考虑到国外读者处于与我们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事情要有阶级分析，不能蛮干，要区别对待”。他说：“主席一再强调要有的放矢，要看对象。他们还是民主革命时期，杂志不区别性质是出不去的。各种刊物都要区别对待，要有分工，如果不这样，内容就都一样了。”总理的寒夜寄语，第二天就传达给编辑部中外员工，为大家在困惑中指明了航向。

在“文革”期间宋庆龄很少写文章，但在1971年中美关系出现新变化时，又是创刊20周年，她在陈翰笙协助下，写了篇重要文章《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刊于杂志1972年1月号。这是她沉默五年后发表的政论文。文章的基点指出，“中国人民现在与世界各国为和平繁荣而英勇奋斗的人民，并肩战斗，相互支持，一个新的时代，人民的时代，正在开始。”

1976年1月周总理不幸逝世，这使宋庆龄痛失一位亲密的战友、挚友。在悲痛之中，她写下纪念文章《怀念周总理》一文，文中特别写道：“这里我要提一下周恩来给予《中国建设》的亲切关怀，《中国建设》是一本为了加强国外读者对新中国的了解而办的刊物。”

乘风破浪

“文革”动乱结束，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宋庆龄厚望这本对外刊物更有作为。在1978年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年之际，6月20日她特意将地球仪转赠杂志社，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好礼物，“以提醒他们对世界各国报道时的重要性，报道我们现在向四个现代化进行一次新的长征，而全世界正在注视我们的历史性的目标”。

她支持杂志社随形势发展增设新的文版，并为之题词祝贺。1980年1月她为葡萄牙文版创刊题词。1980年10月她为中文版创刊题词，“……我希望《中国建设》中文版将为大陆同胞和海外侨胞、台湾同胞及港澳同胞之间添加一条联系的纽带，沟通消息，增进了解，交流感情。让我们更紧密地携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统一大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此时她已年迈体弱，但仍然关注国内外形势，不时笔耕，向外国读者评述国家新发展新变化。1979年9月她撰写《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以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她深情地说：“今天我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当我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大好，我们新中国的航船在战胜险遭倾覆的命运之后，又乘风破浪、昂首前进的时候，感到由衷地高兴和无比的幸福。我又看到了祖国的新的光明。”1979年10月，宋庆龄亲自为本刊撰写致读者，她饱含深情地说：“《中国建设》创刊以来已有二十七年了，它的读者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我相信将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我们希望继续完成并更好地完成已故周恩来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把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广更远，并且加强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团结。”

1981年生命的最后岁月，她依然关心自己的刊物和读者，最后一封信是写于1981年3月12日，寄予深情厚望，“……二十几年来，你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辛勤工作，把《中国建设》办成对外宣传的杂志。在它创刊三十周年到来时，应当庆祝并为此做好筹备。在此，预祝你们的愿望圆满地实现。《中国建设》中文版，比较吸引人。希望此版的订户日增，成为海外同胞、港澳同胞欢喜阅读的刊物，并成为我们宣传的一份力量。《中国建设》其他语文版发行量的增加和你们所做的努力有关。祝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中国人民，以至世界人民，最后听到她对和平友谊的呼声是1981年5月8日，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要授予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的学位，她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授赠仪式，用流畅的英文发表了20分钟的讲话——《发展中加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的致辞。最后她重申孙中山遗嘱中所言，“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上，“为达此目的，我们同样需要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1981年5月29日，国家名誉主席、我刊创始人宋庆龄与世长辞，举国哀悼。编辑部中外员工首先在本社举行追悼会，并赶编纪念特刊缅怀伟人。1982年2月20日在宋庆龄故居，由老外交家黄华主持举行特别的创刊30周年纪念集会，以示坚决传承宋庆龄办刊的真实报道传统，继续更好地效力于世界和平与友谊！

时代在前进，在两位伟人的教诲和指引，这本对外传媒坚持真实报道的传统，风雨兼程走过70个春秋，继续奋进在为世界人民的友谊与和平的道路上。 遵照宋庆龄的遗愿，1990年1月起杂志取更富时代感的名称《今日中国》（China Today）。今天《今日中国》已成为综合性的多语种刊物，除了英、法、西、阿、中文纸质版外，同时还增设有英、法、西、阿、德及中文的网络版，以后又在拉美、北美及中东地区积极推进本土化，进一步扩大传播中国的影响。它更有效地体现了伟人确立的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与友谊的办刊宗旨，成为传播中国新变化的重要窗口，为在国际上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为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