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炳仁：中国大运河如何向世界展示“活着”？

(东西问)朱炳仁：中国大运河如何向世界展示“活着”？

——专访“运河三老”之一、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委会名誉会长朱炳仁

作者 王逸飞 魏嫣然

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运河，以及活着的世界文化遗产，被誉为中华民族流动的精神家园。当下，中国正积极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2021年10月，2021中国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在浙江杭州开幕。图为航拍大运河杭州段的繁忙景象。中新社记者 毛建军 摄

大运河申遗“运河三老”之一、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委会名誉会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中国大运河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根，能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乡土情怀、生活方式。要在保护的同时留下“烟火气”，要在发展的同时考虑“留白”。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因2005年联名给运河沿岸18座城市市长寄去公开信，揭开大运河申遗序幕，您与古建筑专家郑孝燮先生、古文物专家罗哲文先生被尊称为“运河三老”，见证了大运河申遗全过程。您如何看待大运河的价值？

朱炳仁：中国大运河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文脉。千百年来沟通着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贯通中国南北水运的大动脉，对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促进经济社会繁荣起到关键作用。

我并非运河专家、水利专家，是郑孝燮先生、罗哲文先生把我带进运河申遗的伟大历史事件中。2005年，我有幸与二老共同起草了一封联名信，寄给运河沿线18座城市市长，呼吁联手参与到京杭大运河申遗中。这封信寄出后几个月便是全国两会，58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支持这封信，后来便有了大运河申遗的不断推进并成功“圆梦”。

现在回想，那封信除推动大运河申遗，也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起了启示带动作用。在那之前，中国社会对文化遗产重视不够，很多老百姓觉得文化遗产离自己很远，加之大运河流经多个省市。那封信的出现带动了普通人更加重视文化遗产价值，运河沿线的3亿民众都知道了运河原来有如此多的文化内涵，非运河沿线的更多人也因此关注到身边还有很多值得留给后人的东西，从而在全国形成了重视文化遗产的热潮。这从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后来作为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入申遗便能体现。长远来看，中国产生了这种思想认识基础，对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和推进也具有重要意义。

2014年6月，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遗项目。图为晨光中的大运河江苏淮安段。中新社发 周长国 摄

中新社记者：从正式参与大运河申遗到如今已过去16年。在您眼中大运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炳仁：我是浙江杭州人，从小生活在大运河边，对大运河有着美好记忆和深厚感情。2006年全国两会后，我参加国家文物局牵头的全国大运河资源调查工作，当时的感受就是“大运河已经不是想象中的样子了”，有的地方出现了断流甚至河道已不复存在，还有地方的河段变成了排污用的“小河沟”。

现在已完全不同，大运河的保护开发确实越来越好。我去过很多运河沿线城市，参加过很多相关考察和会议活动，能明显看到在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共识下，大运河不仅逐步恢复该有的美丽面貌、功能发挥，而且每个城市对大运河的保护都带着责任感，有制度、有计划、有举措、有专门力量和专门组织，这是极好的变化。

大运河北京通州段。中新社记者 张煜欢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大运河已有2500多年历史，作为世界为数不多仍活着的文化遗产，其原因是什么？

朱炳仁：从古到今，大运河一直“活着”就是因为其一直在使用。

历史上，大运河两岸的老百姓与大运河息息相关，他们依靠大运河生存，依靠大运河的运输功能生活，小到蔬菜瓜果、锅碗瓢盆都是靠大运河上的船运来的。大运河也为沿线带来了一座座因河而兴的繁华城市。

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大运河的船上，也有很多人的工作生活跟大运河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大运河的独特魅力，它把华夏大地上的人和人、人和大自然、人和历史、人和生生不息的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也把自己融入进沿线民众的生活方式。

中新社记者：从全球运河大家庭的角度看，中国大运河与世界其他主要运河相比在发展中有何异同？

朱炳仁：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运河，共同组成了全球运河大家庭。例如法国米迪运河、比利时中央运河、加拿大里多运河等五条运河，都先于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从共性看，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在，中西方的运河都通过航运促进了区域间协同发展和人文交流，也记录了不同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与奋斗状态。

运输船行驶在大运河杭州段。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

从整体发展趋势看，中国大运河与西方一些运河相比呈现不同特点。当前，中国大运河的文化味是越来越浓的，从中央到地方都很注重守好大运河的文脉，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把大运河作为文化名片打造。西方的很多运河功能纯粹。比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都很注重运河本身的运输功能。在中国大运河的运输功能有所淡化时，外国运河运输功能是不断加强的。

另外，中国的运河文化与西方最大区别在于，我们倡导原住民留下来，继续在运河边正常生活。如此，西方朋友来到中国大运河，能够看到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看到中国人的乡土情结，这是非常珍贵的交流展示作用。

2021年9月，山东省微山县高楼乡渭河村，渔民张玉龙、陈恒花夫妇在鱼塘打渔。渭河村地处微山湖域，京杭大运河傍湖而过。中新社记者 史春阳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正积极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公园建设，致力于将其打造为一张靓丽的国家名片。您认为在此过程中应该注重做好什么？

朱炳仁：从历史看，中国大运河本身就非常接地气。今后在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它更加接地气，让它像一条运河。

第一，“运”是大运河的灵魂，这个功能不要忽视。例如有的地方为保护大运河上的石拱桥，避免过往船只对桥体产生碰撞损伤，便新开一条支流作为新航道，这相当于停掉了大运河的运输功能。我看到那座桥孤零零地矗立在运河上，河面没有任何船只经过，给人感觉很“孤独”。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用限大限量的办法解决。生活在运河边的人希望看到运河跟自己有一些关系，而不仅是风景。现在国家提出建设大运河国家公园，这个寓意非常深刻，也包括烟火气——让民众生活中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能与大运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第二，要在运河边“留白”，如同中国的水墨画，这样才有想象空间。我此前提出大运河零保护的概念，包括零发展、零使用、零干预。它并非把整条街、整座城都归零，而是强调在遗产保护中形成不同层次的保护和展示形态。例如在街道民居改造中，把原来遗存的建筑原汁原味地留下一部分，能让后代看到父辈的生活环境，这便是零发展、零使用。零干预是零保护的另一层次，是在运河沿岸的某一地区圈出一块区域，不进行任何干预，把这里的原生态面貌留给后代，也留下一段“空白”的发展空间。

第三，运河沿岸的城市要注重差异化。各城市都重视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利用，但不能一刀切。因为无论是环境还是历史面貌，大运河对每个城市的影响和作用都不一样。所以在保护、传承、利用中不能用同一种思路，比如，不是每个城市都要建一座大运河博物馆。我们在大运河的保护开发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固有的规矩和模式，像这类墨守成规的统一模式都应该打破。(完)

受访者简介：

　　受访者供图

朱炳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委会名誉会长。2005年，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共同发起运河申遗，被称为“运河三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