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稷下学宫，就没有“百家争鸣”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无可争议的黄金时代，发生在这个时期的百家争鸣可谓家喻户晓，而提起稷下学宫大众则陌生了许多。战国中期，齐国君主在都城临淄的稷门之外盖起了高门大屋，由政府出资，提供优厚的待遇，吸引列国的饱学之士来此讲学授徒、著书立说、探讨富国强兵之道和治国理政之术，为齐国的强盛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史称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历经了一个多世纪，它如同王冠上的宝石，璀璨夺目，承载了各种思想学说的交汇交流、互相吸取。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应运而生。关于稷下百家争鸣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影响和杰出贡献，近日，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白奚做客山东师范大学社科大讲坛，围绕“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这一主题作出精彩讲解——

稷下学宫时期，

严格意义的百家争鸣才真正开始

战国时期，齐桓公田午在位时开办了稷下学宫，经历六代君主，他们以非常优厚的待遇招纳列国的学者来此，展开了著名的百家争鸣。以齐桓公即位那一年算起，一直到齐王建灭国，稷下学宫存在了大约150年。

首先，稷下学宫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大学。它由齐国政府出资，吸引列国学者到此，有名望的学者称为稷下先生，来这儿学习的年轻人则叫稷下学士。先生们教学，学生们学习，所以，本质上稷下学宫是一个教育机构。

同时，它也承担了政府智库的职能。齐国政府经常就一些重大问题，提交稷下先生们讨论，鼓励他们提出意见，并且稷下先生们也不会担心因言获罪。

为什么是在稷下学宫发生了百家争鸣？除了稷下学宫为学者们提供了优厚的待遇，还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学术思想发展的状况密切相关。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创时期，其标志就是先后出现了老子、孔子和墨子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以及他们创立的学派：道家、儒家和墨家。第二个阶段是战国中期到战国末期，这是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以百家争鸣为主要标志。

这两个阶段是前后衔接的，没有过中断。如果更加具体、细致地考察，会发现学术思想在先秦时期并非匀速发展，而是越到后期发展越快。在前一阶段，学派数目还不多，主要是儒、道、墨三个学派，而且都处于各自独立发展的阶段，彼此之间交流较少。到了第二个阶段，百家争鸣才真正展开，并且迅速达到了高潮。

前一阶段学术思想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交流条件。首先是交通不便，列国之间都是山川阻隔，以古代的交通条件，即便坐车也要很久才能到另外一个国家。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分散而居，彼此隔绝。学术思想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各种思想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促进。战国中期以前，一直缺少一个固定的场所，以便学术思想的交流、争辩。稷下学宫的创立，使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个平台极大地方便了学者们交流，一百多年间容纳了当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古代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因此，进入稷下学宫时期，严格意义的百家争鸣才真正开始，可以说，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百家争鸣主要就是在稷下学宫中进行的。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好的时光

司马光《稷下赋》中说，稷下学宫“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稷下学宫招致了全天下的重要学者，汇聚了百家思想的伟大学说。到了稷下时期，除了儒、道、墨三大学派，另外几个原创性的重要学派，包括法家、名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等，都在稷下学宫相继出现，并且迅速达到发展的高峰。

这些主要学派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如道家分成老庄派道家和黄老道家，大学派分化成了若干小的学派。而且稷下学宫的学者们都喜欢标新立异，都可以自成一家之言，所以号称诸子百家。

稷下学宫的鼎盛时期是齐宣王时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稷下学士总数能达到数百千人，说明已经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和声势。《盐铁论·论儒》记载：“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淳于髡是稷下元老，大概是最早到稷下学宫来的著名学者，齐宣王时期他去世，送葬的弟子多达三千人，足见学宫规模之大。

稷下先生待遇优厚。《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皆赐列第”就是每人分一套高级住宅，“为上大夫”就是给他们“上大夫”的级别，享受很高的政治待遇。他们“受上大夫之禄”，往往都是“资养千钟”，享受很高的经济待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稷下先生们“不治而议论”，这一点极为关键，“不治”就是不承担具体行政职务，只是“议论”，教学授徒，著书立说，不用“上班”。稷下先生妙就妙在“不任职”，他们不在国家官员的正式编制之内，不必承担具体的行政工作，所以才能有大量时间专门研究治国之道和议论国事。

此外，齐国君主对稷下先生们十分尊敬。稷下先生们可以在君主面前高谈阔论，据理力争，君主们只是洗耳恭听，有时候还说得君主哑口无言下不来台，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争鸣辩驳是稷下学宫经常进行的活动，也是最精彩、最热闹的场面。这些辩论在形式上是不拘一格的：学派之间、学派内部、稷下先生们之间、学生们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都可以进行辩论。

稷下学宫制定了“期会”制度，即定期的、常规性的学术集会，主要内容是演讲和辩论。“期会”由德高望重的学术领袖主持，称为“祭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荀子由于德高望重、学问最好，曾经三次担任“祭酒”，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学会会长，应该是有任期的，可见荀子主持稷下学宫学术活动的时间很长。

稷下学者大都有出色的口才，有一套辩论的技巧，在辩论中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辩论的主题五花八门，稷下先生田巴“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稷下先生兒说“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如同打擂台一般，上来一名选手辩论失败就换下一名，以至于围观者上千，最后却无人敢上台辩论。由于稷下先生们常常都是能言善辩，他们也获得了各种雅号，如田骈外号“天口骈”、邹衍是“谈天衍”、邹奭是“雕龙奭”、鲁仲连是“飞兔”……

百家争鸣，主要就是通过上述方式进行的。不难看出，稷下学宫时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度过了历史上最惬意、最好的一段时光。

黄老之学、荀子之学

是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稷下的百家争鸣，首先是互相影响、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比如，儒家主张治理国家要“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用“德”和“礼”进行思想教育、道德教化，使民众自觉自愿地配合政府。而法家则主张“以法治国”，运用强制手段迫使民众服从，否认道德教化的功用。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治国主张，最后在稷下学宫中走到了一起。

因此，稷下学术的一个特点就是综合创新。各家学说进行着激烈的争鸣，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使得一些新的理论尝试和理论创造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学说、新的流派。例如，黄老之学、荀子之学、精气理论、阴阳五行学说等都是在稷下学宫中出现的。

从稷下学宫走出的众多学派、思想家，每个人的思想都与众不同、各成一家之言，都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时至今日，尽管稷下学宫留存下来的思想成果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其依然为我国的历史发展留下了重要文化遗产。在稷下学宫中涌现的众多思想成果中，最具标志性和影响力的要数黄老之学与荀子的儒家学说。

首先是道家的黄老学派。黄老之学不同于传统的道家思想，它是由百家争鸣中不同的学术思想进行融合而产生的。黄老之学将道家哲理和法家的政治主张相结合，以道家哲理论证法家政治，既提升了法家学说的理论深度，又使道家学说适应于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并在发展中不断融合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成果。因而，黄老之学在当时一度成为稷下学宫中主流的学术思想。

然而，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列强纷争、战火不断，黄老之学难以得到实践的机会，一直停留在理论层面。直至西汉初年，黄老之学终于迎来了用武之地。其时，社会大局甫定，连年战乱使得社会民生凋敝，亟待休养生息，史书中记载，一度连皇帝出门都找不到八匹相同颜色的马来拉车，王侯将相们出门更是只能坐牛车。所以汉初统治者将黄老之学作为治国的主要思想，利用其中“清净无为”的主张，实现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目的。在黄老之学的影响下，汉初出现了中国古代第一个著名的盛世——文景之治。可以说，黄老之学为古代的大一统皇权政治的长治久安擘画了一个惊艳的开篇。

除了黄老之学外，稷下学宫中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思想便是“礼法结合”，即“外儒内法”，将儒家的道德教化与法家的法治思想相结合，是百家争鸣的又一大理论创新成果。这一思想发源于荀子，他目睹儒家的礼乐治国思想在现实中屡屡碰壁，认识到治国不仅需要礼乐教化，也需要一种强硬的制度作为保障，才能实现国家的长久安定。荀子主张将礼乐教化作为主要手段，以法治手段作为补充，不仅扭转了法家严刑峻法的冷酷角色，也为传统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增强了儒家学说的社会功用，更是为即将出现的大一统帝国提供了一个能够长治久安的治国蓝本。因此，经过荀子改良后的儒家学说，为后世历代大一统王朝主要采用的治国思想。正如谭嗣同所言，“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

黄老之学、荀子之学是稷下学宫中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从汉初至清末，这两种学说相继主导了中国历史两千余年，共同谱就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的历史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