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21年，我们拥有这些青年文学作品

2021年渐入尾声。这一年，我们推出了“青年说”专栏，特别聚焦那些正在写作的“80后”与“90后”们。他们有着不同于祖父辈的成长历程和丰富多元的阅读经验，他们独立，天真，浪漫，固执，相互欣赏又各不相同。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生活中，他们打开内心，以文学触及世界。

就这一年的文学出版而言，我们能看到不少令人惊喜的青年新作：林棹带来了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潮汐图》，杨潇以一部《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开启新的“寻路之年”，李静睿出版了自己的首部长篇历史小说《慎余堂》，孙一圣将五年的积累与沉淀融入第二部小说集《夜游神》，项静的《清歌》打破了乡村书写“要么桃源，要么废墟”的沉闷，郭爽试图通过《月球》找到现代人“彼此存在的证明”……通过一期年终盘点，我们试图重温这一年他/她们带来的文学图景。

　　时空的故事，边界的秘密

现身于今年年底的《潮汐图》很快引起了圈内热议，议论的开启简单明了：“你觉得《潮汐图》好看吗？”这里的“好看”可能还有两层意思，一是文本精彩程度，一是阅读难度。由于小说（尤其是开头）使用了不少粤语方言，有观点认为《潮汐图》阅读障碍较大，但也有人力陈这部分方言并构不成理解障碍，相反它们是这部小说里相当迷人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今年青年作家的写作版图，绝对绕不开《潮汐图》这一块。

“我是虚构之物。”《潮汐图》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那是一只雌性巨蛙，在19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尾声，出现在珠江的水上人家。因为苏格兰博物学者H的诱捕，她被关进了广州十三行；接着，阴差阳错地来到澳门，重遇H，被当作明星宠物与珍稀物种住进了好景花园；鸦片战争前夕，H破产而自溺，好景花园消失，巨蛙作为一种资产被送往西欧方向，成为帝国动物园的一员。在一个下大雪的冬天，巨蛙逃出动物园。她来到一个湾镇，度过了最后的十年。

小说共分三章，第一章讲述巨蛙在广州的故事，第二章落笔澳门，第三章则涌向更远的西方世界。在采访中得知，林棹这次的创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书写空间”的目标，所以三个地方是先定好的，再为此定制核心角色。两栖的巨蛙由此而来——她可以合情合理地在不同的地貌之间充分游行。有意思的是，从广州到澳门再到西欧大陆，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巨蛙说话的变化，包括她的用词、她的句式、她的腔调。林棹找准了语言，找准了小说逻辑，在繁复的史料中找准了虚构的点，她让我们愿意相信巨蛙讲述的一切。

所以，若能在开头部分静下心，读者能跟着巨蛙来到一个感知被唤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过去的光线与颗粒清晰可见，消逝的乡音重回耳边；人类之外的生命另有感受，强者对面的弱者亦有尊严。尽管故事的时间背景距离当下十分遥远，但我们能从文本看到曾经的影响与因果，并推测我们如何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今年与时空有关的另一部长篇是“80后”作家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1938年，为了躲避战火，北大、清华、南开的学生被迫西迁，其中300名师生从长沙出发，历时68天，徒步1600公里，最终到达昆明，与另外两路师生汇合，这才有了西南联大。2018年，杨潇重新踏上当年“湘黔滇旅行团”的那条1600公里长路。

与《潮汐图》不同，《重走》是一个非虚构文本，但从“回望来路，看到今天”这个意义上说，它与《潮汐图》又有着相似之处。在《重走》中，两条线是彼此交叉的，一条是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的跋涉，一条是杨潇始于2018年的重走，行文不时融合了地理与心理的边界，采访与史料的边界，也模糊了历史与当下的边界。我们能在文字勾勒的画面中无限靠近过去的心灵，也在拉长的焦距中清晰地直视当下的世界。

另一边，“80后”作家郭爽从心理的空间出发构思小说，并执念于时间与记忆。《月球》是她的第二本小说集，6篇小说一一打开不同人内心深处的隐秘房间：一个不能停止服用抗抑郁药物的前调查记者，一个带着父亲去俄罗斯旅行的美术老师，一个带着妈妈遥想月球背面的重病少年，一个感念儿时伙伴的年轻母亲，一对总触及生活边界的闺蜜，一个练习梦境控制术的神经外科医生……

在行文中，几乎每一篇小说都出现了“地图”，也经常出现一个词：“边界”——它可以是人际关系里的边界，在父女之间，母子之间，爱人之间，闺蜜之间；可以在生活和工作之间，物质和精神之间；也可以在意识与现实之间，虚构与真实之间。事实上，郭爽在写这本书时一直在琢磨“边界”：“我想，当人每一次觉察到边界的存在时，就是一次微型的内心风暴，他更知道自己是谁了。这种辨认不无痛苦，因为孤独被确认。这是一种现代性下的孤独，无法解决，无法忽视。”

但在写法上，郭爽并不束缚于个人的内心风暴，相反，她试图找到现代人在彼此生命中不可替代的记忆与经验，找到“彼此存在的证明”。小说《挪威槭》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女儿带着父亲开启一段异国旅行，他们一起经历风景，也冲突不断。有一天，女儿在花园的凉亭里闭上眼睛，自说自话，滔滔不绝，待她睁眼，她看到父亲远远站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真地听她的话。这些在对方心里留下的痕迹，便是即使生命结束仍不能被抹除的东西。

　　天真的少年，寻“我”的执念

“90后”作家周恺在今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小说集《少年、胭脂与灵怪》。书中五分之四的作品写于2012至2014年，也就是他开始小说创作的头两年。通过天窗窥视邻家的少年、镶着一只狗眼的男孩、给牛挂上铃铛的娃儿……很多故事来自少年的视角，这也是周恺最初写作时喜欢的视角。事实上，周恺笔下的人物常有少年气。不惟《少年、胭脂与灵怪》，《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里的谷岸、柳兆武、罗丽，《苔》里的税相臣等，都曾以他们的天真和执念去抵抗那种日复一日的、白开水似的庸常。

“90后”作家王苏辛将她今年出版的小说集《马灵芝的前世今生》视为自己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本书”。它收录了王苏辛二十五岁之前创作的六篇小说，有关她的童年时代。但在写作中，她发现笔下的童年已经不是当时的童年，而是混合了后来很多成长经验的童年。对她而言，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在于呈现了一个少年最初如何认识这个世界，这里有巨大的能量，包括很多的怀疑，很多的胆怯，以及对成人世界的渴望。“越是在没有禁忌的那个时刻，越能看到对生命最本质状态的直观体会，而这个体会在我们后来漫长的自我教育中，是我们不敢再去呈现的。所以，这本书是一本很激烈的书。”

“90后”作家李唐的最新短篇小说集《菜市场里的老虎》同样与少年有关。书里收入的每一短篇都有一个少年，他们懦弱、敏感，孤独，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动物之心》里的饲养员开始迷恋模仿动物，赤身裸体，吃动物饲料，并因动物的回应而泪流满面。在动物的世界里，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菜市场里的老虎》里的男孩困于母亲的叹息与父亲的沉默，迫切地想要逃离家庭。一个缺了左腿的女孩告诉他菜市场里有一只老虎，并带他走向神秘的境地。别样的情愫与几近崩溃的家庭同时折磨着男孩，但在这样的过程中，男孩望见了那个“自我”。

对李唐而言，《菜市场里的老虎》这七篇小说正是一次对“自我”的探寻之旅。末篇《迷鹿》是他十多年前手写下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他借助小说这一虚构的形式，描述“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碰撞的开始。他说：“人正是在不断地与世界的碰撞、挤压中，认识自我，从而确立‘存在’。”

另一位“90后”作家——宋阿曼的最新小说《啊朋友再见》讲述的也是一个关于年少与自我的故事。“我”和高喜荣都是漂亮的女孩，我们一起学舞，一起在日记本上写写画画，拥有着很多共同的记忆，却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成长之路：高喜荣变成了在社会上几经折腾的“坏孩子”，而“我”成为了乖巧又无趣的“好学生”。对“我”来说，青春与成长都与那个叫高喜荣的女孩有关，“我”知道“我”与她不同，却还是羡慕她，甚至一度以为自己成为了她，接着不断失败，不断逃避。多年后，二人重逢，“我”回望这些年不断的自我建设，意识到自己终需对接过往，弥合来路。

在很大程度上，写下那些人的过程，也是作家确认自我的过程。《啊朋友再见》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里面也有宋阿曼自己的一些经历与感受。在一篇《要有我，要有人》的创作谈里，她曾写道：“‘要有人’，这一点很多小说家都可以做到，但是真正能做到‘要有我’却是少数，我赞同这一观念，并且在努力向其靠近。”

对于“90后”，庞羽形容那是“不浪漫的一代人”：“从小学开始，我们在田字格里写方块字，身负众望走过高考的独木桥。而我们终于考上理想的大学后，才发现现实不是书中写的那样。我们乖乖向现实投降，找工作，相亲，看车贷房贷。我们难以找到疏解自己的方式，于是我们告诉自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这些困惑、犹疑、反思，都被庞羽写进了今年新出的两本小说集：《野猪先生：南京故事集》与《白猫一闪》。故事里的主人公们多与她同龄，他们一起面对着“996”、催婚、躺平、社恐、考编、社交等种种困境。

而“90后”作家李佳蓬的第一部长篇《青年世代》也是今年一份特殊的文本，小说的背景设定在2221年的欧洲，青年人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夺回了话语权，而70岁以上的老人被流放到了社会底层。李佳蓬直言这个小说是“一个思想实验”，因为在当下社会，占有更多资源和权力的一定是中年和老年人。这本小说结合了他许久的两个疑问：假如世界由青年人主导，社会将如何改变？假如超级人工智能降临世界，与人类将会发生怎样的碰撞？尽管是一部科幻小说，但它对当下的青年处境有着极强的现实关怀，我们忍不住期待，今后这本书会不会以及会怎样影响现实？

　　闭环的宿命，孤独的和解

今年，“90后”作家三三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集《俄罗斯套娃》。《俄罗斯套娃》共12篇短篇小说，每一个故事分别对应一个月份，共同构成了一年首尾相连的闭环。事实上，这里的故事也给人深深的闭环感：晚年与旧爱重逢的女人总走不出另一个女人的阴影，收费站的女子从小执着于一场场尊严拉锯战，儿时被丢进油锅的金鱼重回梦境，陌生的网友又发来“补天”的资讯，数学家的不幸犹被复制……就连书名本身，也隐含着某种寓意：所有的套娃都长得一模一样，它们的破碎并不会导致任何长进——还是会犯同样的错，困扰它们的事物无尽循环。

“90后”作家东来是在不断的移动与迁徙中感知世界，并因此持续地接受新世界的规则。和小说《代春日行》中的女孩相似，她经历过无数次转学，只能以闯入者的身份面对一个又一个全新的地方。新出的小说集《奇迹之年》涵盖了包括《代春日行》在内的5篇小说，它们伸向不同的历史时期，触及不同的人在各自坐标轴里的无奈与困顿，也指涉了虚幻对现实的入侵和重构。

就阅读感受而言，“80后”作家索南才让的中短篇小说集《荒原上》也给人一种深沉冷峻的宿命感。在中篇小说《荒原上》里，六位灭鼠队员前往荒凉的雪原。正当灭鼠行动初显曙光，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打乱了所有人的阵脚。口罩、消毒液、热开水……在巨大的恐惧中，唯有“我”与姑娘银措的爱情带来了一丝松快。然而，银措家的帐篷只是冬草场里临时的存在，灭鼠行动也终将结束，这场爱情仿佛命中注定般无疾而终。

而让人感到命运之沉重的不仅是偶然而起的感情。在“我”的同伴里，有人的家族自祖辈起就多灾多难，每一代都有人因为瘟疫或者莫名其妙的原因死去；有人靠着养父艰难度日，一直痛恨私奔的亲生父母；还有一个叫金嘎的胖小伙，他有着天才的智商与记忆力，自“我”教他识字之后学识突飞猛进。在“我”追求爱情的时候，金嘎努力地追求知识，希望以后离开草原，去城市找一份好工作。不成想，因为同伴的侮辱，金嘎决绝地自杀，他的愿望就此戛然而止。

截至目前，索南才让的小说几乎都离不开草原与牧民，几乎都在“荒原上”。在这本书里，我们会看到像金嘎那样想“离开草原”“跑出去”的人，因为外来的城市女人备受冲击与折磨的人，在荒无人烟处翻山越岭的人，无论如何，茫茫荒原似乎是他们唯一的最终归宿。索南才让笔下有不少死亡，然而，在那片粗粝的荒原世界里，死亡的戏剧性减弱了，反而道出了一片大地上的人与命运挣扎相搏的纯粹力量与精神本质。

“90后”作家丁颜的书写则与另一片大地有关。她在今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烟雾镇》。全书按篇章分为“临潭”篇和“东乡”篇。“临潭”与“东乡”，它们在现实中确有存在，丁颜也在这两个地方都生活过。在她的形容里，“临潭”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地方，高原边镇，单调萧条，而东乡四面环水，就像一座孤岛。在小说写作中，她把熟悉又陌生的两个地方随意拆开，随意组合。她描述自己看见的世界，又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世界看见得更多。

能感觉到，这本小说集里弥漫着一种深深的忧伤与孤独感。在那片回族、藏族共生共存的土地上，信仰带来了善、爱与救赎，也带来了偏执、对立与痛苦；人们守着信仰与传统生活，却在快速的商业时代中显得格格不入；美好的女人以其善意面对生活，她们忍受着隐而不宣的内心深处的苦楚；年轻人不断去往大城市，他们和故乡既疏离又牵绊。丁颜关心这片土地，关心这片土地上的人，也关心他/她们和外部世界的妥协与和解。

“80后”作家李静睿对命运也有自己的理解。今年她出版了自己的首部长篇历史小说《慎余堂》，讲述的是一百年前四川孜城一户盐商的家族故事。那时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父亲身为一家之主并不愿意参与政治，但为保住家业，只能孤注一掷，选择了袁世凯；而他的三个孩子在时代洪流中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大儿子留学西洋，认为只有主才能够救中国；二儿子从日本回来，坚信只有革命才能带来改变；小女儿出走孜城，前往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小说共计34万字，融入了大量的历史细节和地方气息，亦夹杂着李静睿对大时代下个体选择、女性自由意志等等问题的思考与判断。

在新书出版之际，不少人还会将《慎余堂》与周恺的长篇小说《苔》进行比较，两位作家都来自四川，两部作品题材也类似，都与历史、革命、家族相关。但《苔》的故事背景落在晚清，以1911年为终点，而《慎余堂》所写的恰是革命之后的故事。在一次和周恺的对话中，李静睿说：“周恺的书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挺深，他说革命就像打牌，如果你左输一次、右输一次，输多了就没人信你了。对我来说，我关注的事情恰恰是这局牌你是赢了，可是赢了之后又会怎么样？牌局难道就此结束了吗？”

　　渺小的生命，一跃的瞬间

这一年，“80后”作家徐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仙》。小说里经常出现一个名叫“婺城”的地方。“婺城”有人情味，也有无形的道德重负，还有独居老人、孤残儿童、个体户、游子移民、文艺青年等形形色色的“边缘人物”。徐衎说：“七篇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小人物，都是小的城里的小的民和小的命，但不妨碍他们有飞升超脱的欲望，在疲于应付的凡俗琐事之余，不忘奖赏自己，努力让自己开心一点。”

“80后”作家孙一圣的《夜游神》讲述的也是一个县城故事，一个“从未远去，也可以说正在发生”的故事。曹县一中的数学老师毛毛干净利落，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她是大家注目的对象，一度唤醒了少年们的青春欲望，也成为学生甚至老师之间风言风语的主角。成年后，“我”因嫖娼碰到了派出所的老同学，他告诉我毛毛卖身的传言确有其事，然而在那之前，“我”已亲眼见过了毛毛秘密的那一面。为人师表的毛毛，有着洁癖的毛毛，与母亲不和的毛毛，暗夜中风流的毛毛，都是一个人。

“这篇小说的缘起，来自我的一次困境。”写完这个故事后，孙一圣才发现毛毛与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相似，都是被紧紧围困的人。事实上，跳出县城的框架，欲望的框架，卑微渺小又挣扎而生的人是小说最动人之处，如孙一圣所言：“这些故事里有试图证明自己存在的人，也有证明存在以后又撕裂自己的人。到最后，我和我们都是等待枪毙的人。”

“80后”作家项静的小说集《清歌》是一部关于故乡的人物故事集。在八篇小说里，在那个叫作“傅村”的地方，会写诗的乡村教师、想写故事的乡村医生、想拍电影的电影放映员、决定出游的孤独老太，各种人物悉数登场。他们有人留守村庄，有人走向远方，也有人从外面归来。无论是混陕西的还是闯关东的，无论是“宇宙人”还是“本地英雄”，他们平凡的一生中都有过纵身一跃的高光时刻。

到2020年，项静在城市生活的年数已经超过了在农村生活的时长。在书写中，她回避了村庄文学修辞中的寓言、苦难等等，因为她想写的是那些记忆中非常有光彩的人物和他们奋力生活的痕迹与形状。她说：“随着时间的发展，理想主义的东西消失了，生活也恢复到了日常的面貌。但那个最初的光芒发出者，那种充满光芒的日子是值得记忆和书写的，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内敛的，他们在内心默默含蕴着这种美。”

“90后”作家郑在欢同样在城市生活多年，他今年新出的小说集《团圆总在离散前》与“返乡”有关。春节时，在城里过生活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回到家乡，由此碰撞出各种人际喧嚣与内心动荡。但春节时的热闹终究是短暂的，村庄很快会恢复平静。我们会看到，当郑在欢这一代身处城市的青年人回望乡村，他们面对的，听见的，想起的，感受的，已和上一代际的青年不大一样。而在郑在欢今年出版的另一本小说集《今夜通宵杀敌》里，我们又可以隐约看见他这代青年的精神来路。

而城市里的边缘人物，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近年，“80后”作家文珍会有意识地将目光投向“他们”：暴食者、囤积狂、母胎单身、丁克已婚女、广场舞大爷……她最新的小说集《找钥匙》也是一本北京“边缘”故事集。在文珍看来，那些自身生活之外的“他者”同样参与了城市构建，却始终难以真正融入主流，但“他们”同时也有一部分属于更广阔的“我们”。于是在写作中，她进入了“他们”的灵魂，感受“他们”的悲喜，一起寻找生活中的那把钥匙。

“80后”作家孟小书还就一类都市青年提出了一个名为“孙闯闯”的概念。新书《业余玩家》里共有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红极一时的乐评人孙闯闯转而写剧本，最终被最好的朋友剽窃了创意；第二个故事，键盘手孙闯闯因与主唱不合退出乐队，却成为乐队选秀节目中主唱的对手；第三个故事，摇滚电台 DJ孙闯闯有了心仪的女孩苏玲儿。三个故事相互映照，将目光投向那些身处城市边缘的文艺青年们：他们的自负与骄傲，迷茫与挣扎，脆弱与热忱。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面对历史、当下还是未来，无论面对具体的个人还是整体的命运，“80”“90”青年作家已能做出自己的回应与思考。当然，他们也在成长与变化，也许下一本的呈现就会和今年的很不一样。他们还在写作，就总是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