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三千年》：承袭中国式侠义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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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义三千年》一书缘于作者吴向京在北大关于“侠义文化的演变”的讲座，它跳出了文学的视野，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去探求侠义文化的演变及其意义。本文作者认为，该书重估了侠义的历史语境与传承价值，探讨了狭义的、有条件的侠，如何转化为普适的、“无所待”的侠，并试图将侠义变为精神遗产，实现人格内化与心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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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被武侠一词误导，仿佛不会武功，没有绝技，都够不到行侠的门槛。《侠义三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一书重估了侠义的历史语境与传承价值。它的意义在于探讨了狭义的、有条件的侠，如何转化为普适的、“无所待”的侠；侠的行动性，以及如何侠的精神性。从而，吴向京、暴昱东两位作者沟通了古代人与当代人的精神纽带。我想这是当代性反思的重要向度，即如何将侠义变为精神遗产，实现人格内化与心灵建设。书中以勇敢、舍得、信诚、仁义、独特，概括侠的特质。它们都指向自在自为的精神特性——这是独立精神个体，自我决定的生命意志，是主体性力量的极度张扬。侠的本质是精神力量，理想化人格。

作者对侠客的阐释，颇有见地。侠之所以为“客”，在于侠士为义所驱动，而非为“主”所豢养、驱使。主客关系，是独立自主的去留关系，不搞人身依附，不是雇佣关系。侠客们是“赴义”，是非曲直，公平正义乃是行动前提。这也说明侠客、刺客、杀手与爪牙的区别。先秦两汉之际，侠客里有大量是刺客，或为报知遇之恩，如荆轲、专诸、高渐离等壮士；或为行正义事，如曹沫、墨子以一己之力捍卫正义，改变战况格局的大勇。而刺客则未必是侠客，大有沦为替主子报复私仇的“工具人”。对侠而言，伦理力量和道德判断是首位的，他们不因小恩而害大义。

中国侠义的特质

可贵的是，全书以比较视野，阐述中国侠义的特质。中国侠客不像骑士迷恋贵族荣誉、个人名声，也不在乎来自上层的“册封”。堂·吉诃德在自封受命后，才能行侠的套路，肯定会遭到中国侠客耻笑。赵氏孤儿的故事，为何能打动文豪伏尔泰？因为程婴忍辱负重，为大义不惜个人名节，这是西方缺乏的精神力量。程婴选择比公孙舍生更痛苦，更艰难的保全之路，先后牺牲了名声与生命。西方骑士更爱惜个人羽毛，更追求形式感，有外在的功利性(赢得荣誉)。内敛不标榜，施恩不图报，是中国侠义的高光之处。它说明中国侠客不重因果，不讲“对价”，主动放弃实用和功利主义的行动逻辑。在我看来，这正是无我亦无所待的超越性。

唐代以来，侠客在正史中再难寻觅，开始在诗歌与传奇中流传。唐代诗人将侠的精神托寓于诗酒人生，浪漫理想中，这与言志和抒情传统天然契合。李白的仙，离不开几分剑气侠胆。“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边塞诗人则从侠客那里承袭豪迈尚勇，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战死沙场，实质是侠的价值最大化与集群化。“而其他的诗人，基本都是以侠自许，可能感于世事艰难，也可能是寄托情怀，他们是怀着侠客理想的文人，借侠客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本身并不去江湖上游侠、闯荡。”

唐传奇，则为侠客走进小说题材提供了奠基。虚构的、抒情的侠客形象出现了，聂隐娘、虬髯客、红线，打破以往笔记小说文人名士、神仙志怪的故事类型垄断。侠客故事也开始远离庙堂与政治，加上了神秘想象。而归隐江湖，虚构人间的创作倾向，也成了从还珠楼主到金庸以来新武侠小说的总体面貌。

文人与侠的内在关联

全书发现了一个有趣视角，那就是文人、士大夫、儒生们与侠的内在关联。作者是从侠的伦理价值、精神内核来考察，绝非流于“武侠”的表象。换言之，武不是侠的特征，只是为践义而采取的手段之一。纵观后世有侠心侠胆的，往往出于士阶层，他们有寄托自比之心、追慕之意。这在秦汉之际，就能找到端倪和肇因。那时“侠客的身份也是以游侠为主，但都是属于有产阶级。他出去行侠仗义是‘游’，而多数都是家里有大量财富的人。”

如果联系庄子对逍遥的诠释，游的本质实为自由。侠的基石亦是自由，而精神不是凭空冒出的，我们如今嘴上常挂的“财富自由”也是重要因素。侠，在本质上已成为理想化人格，正如儒家对“君子”的心理期待。如果我们反推，侠客身上必有君子的底色，仁义与信义。只不过，他们的行事原则与手段，又超出了温柔敦厚与中庸之道。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于儒家传统里，挖掘了两者结合与平衡的可能。有侠义精神的名臣大儒，往往可发挥更大影响，更好实现家国治理的图景。

“侠之儒者是以另外一种面貌呈现的。说到剑胆琴心，不得不说三个著名的人物——苏轼、辛弃疾、陆游。”豪放词人有侠士的文化基因，用词的意象世界暗示出侠的精神世界。左牵黄，右擎苍，卷平冈的围猎；会挽雕弓如满月的大侠形象，可能只有郭靖如此，苏轼未必如此。但这丝毫不影响苏轼的代拟与角色扮演。

在政治上，苏轼一生被贬，终不遂志，在旧党和新党间两头得罪，饱受排挤。这反而说明苏轼磊落耿直，总是从政见本身判断，从国家利益出发，不会屈从讨好特定势力，从不落井下石去报私怨。“从个人角度他都是最不应该为新法说话的人。但是苏轼坚持认为新法中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为新法说句公道话，那是义之所在。”从这一角度看，陆游、辛弃疾与苏轼同属一种人格类型，那就是认准国家义理，不妥协退缩，绝不会从主战转向求和。侠义精神需要这种“一根筋”，不摇摆，不骑墙。

《侠义三千年》是一部中国侠义的观念史，也是一种关于侠的类型学。作者对于侠的述略，既有高下小大的层级性，也有分门别类的厘定性。这是一套纵向与横向交互并举的论述系统。同时，上半部关于中式侠义特质的辨析，与下半部对于中国侠义的简史线索，又是史论结合。从总体性看，全书勾勒出中国侠义的动态演绎过程——那就是四个字“脱实向虚”，不断从史实人物变为虚构形象，不断内化延展。在我看来，这标志着由史入文的趋向，史传传统里的侠客事迹，逐步演化为普适性侠义精神，成为文化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