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强：“剩余快感”如何支配了今天的大众文化生产

在今天这个社交网络时代，备受热捧的爽文小说和耽改剧、票房惊人的大片、人手一组的搞笑表情包等轮番霸屏……这些流行文化作品总是能踩中网友们的“嗨点”，大众作为文化消费者的需求也确实进入了更直白快意、更取悦自己的阶段。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认为，今天的文化生活已然沉入了“剩余快感”的无声包裹中。他在《寓言论批评：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论纲》一书中的主要观点正是，今天的文化生产表面上被情感或审美愉悦驱动，实际上则是被“剩余快感”驱动。

以下是周志强最近在北京大学博雅讲坛《剩余快感如何支配我们的精神》中的讲述。

什么是“剩余快感”？

民谣歌曲《不会说话的爱情》用沉着的声音演唱这样的“诡异”：只要拥有纯粹的爱情，就会深陷卑贱……

电影《村戏》，父亲亲手打死了自己的女儿，并在葬礼上给死去的女儿脸上抹了一把黑泥……

小说《酒楼》，逆袭的齐立言只跟前妻“通奸”，而只要复婚就会失去快感……

这些看似荒唐的情形，背后都有清晰的理解线索——我认为是“剩余快感”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支配我们的精神。

再以我正在读的一部网络小说《重生之一代枭龙》为例，这是一部烂俗的“爽文”小说。

主人公江志浩突然重生到了2000年。在上一世，他的好赌让老婆孩子吃尽了苦头，最终自杀身亡，而这一世他决定痛改前非，让家人过上好生活。重生让他预知发财商机，赌石、买古董、股票投资、房地产买卖……短短时间财富暴增。

《重生之一代枭龙》的情节非常模式化：总是有骄奢淫逸、看不起穷人的富家子来挑事，轻视和侮辱江志浩，江不得不反击，展现出自己的强大势力。《权力巅峰》和《余罪》也是这样的，主人公总是扮演一个“合理合情的执法者”角色。《赘婿》当中同样能看到这类情形：有人欺负赘婿的妻子，赘婿用火枪把他“慢慢”打死。而《重生》比《赘婿》还要夸张，最后，江志浩对凌辱他的人进行了无情清洗，使别人对他产生无尽的恐惧。血洗、灭门的场景写得非常震撼。

显然，这部小说没有宣扬正义，或者假装宣扬正义，而是深陷“孱弱者也可以凌辱那些凌辱者”的快感幻觉之中。换句话说，希望自己能够像有钱人一样去欺负别人，这种无耻的自卑创造了小说的“爽”。

虽然江志浩低调、正直、勇敢而强势，但是，这个人物的塑造，并非来自道德理想人格的追求，而是来自与“财富”无缘的小人物们的“无能狂怒”：无数次遭遇嫌弃厌憎后形成的“社会性自卑”。

以这部小说为例，我认为现在各色各样的电影、电视、小说等，只是表面上讲伟大的正义和道德，实现的欲望却是“隐秘快感”。我把这种快感称为“剩余快感”。

　　“剩余快感：隐秘的行动者”

有趣的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快感是无耻的”，快感是一种随时可以自我克制的东西，一个有理性的人不能完全按照快感的支配去生活。可时至今日，快感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文化生产动力。

有必要通过弗洛伊德的两个案例来进一步说明。

第一个案例，一个小女孩八岁时在商店遭到性侵，因为年纪小，她并没有什么反应。当她长大意识到这是性侵的时候，弗洛伊德发现，这个女孩通过羞耻而得到了快感。一件耻辱的事情，女孩儿本应该是以羞耻心来躲避它，但是，她把这个事情悄悄转换，把被抚摸置换成了店员对她的嘲笑；她将嘲笑视为攻击，把性侵隐藏了起来，于是，女孩身体中隐藏着一个被抚摸所产生的隐秘快感。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的荒谬，可是它就符合我们的精神事实。

乔希·科恩说，其实在每个人的内心里面都存在着一种“内在他性”，都存在一个不能被理性完全控制的“小人”，这个“小人”顽强地追求快感。就像那个女孩追求性的快感，却不得不戴上羞耻的面具。这样一个案例，让我们意识到，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深藏了一些被驱逐、被压抑、被禁忌的内心快感。

另一个精神分析的案例则说明，快感带有深刻的文化和政治印记。一个男人在将要死去的父亲床前陪护，医生嘱咐说，如果陪护不慎，父亲就会死掉。结果，这个男人在床前睡着了，父亲就在他睡眠的过程中死了。醒来之后，医生告诉他，父亲的死与他睡着无关。

但是，这个人从此陷入一种精神分裂状态：他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寻找同伴，无论是逛商场、上下班还是去洗手间，都要找人陪伴——他在疯狂寻找自己不在场的证据。这是因为他内心有个秘密：从7岁起就有杀死自己父亲的冲动，而父亲的死正好实现了这一内心冲动。换言之，父亲死了，这既令他悲痛，也竟然让他满足。

于是，他一边努力地向自己证明“我没有杀死父亲”，一边暗示自己，父亲的死是他7岁时被驱逐和压抑的快感的实现。所以，这个男人越是努力证明自己不在现场，才越能够合法性地成为一个“剩余快感的实现者”。

类似的，很多文化现象，表面上有合理合法的解释，可深处却蕴含“剩余快感的支配性”。例如《雷雨》中，儿子跟后母通奸，可能打着激情的旗号，但也是在想象性地实施驱逐父亲的计划——儿子占有父亲的女人，从而占有父亲的位置。这里实现的不也正是在想象中杀死父亲的剩余快感吗？

我把被驱逐、禁忌、压抑的愿望实现的过程称为剩余快感的获得过程。“剩余快感”这个概念不应该仅仅遵循拉康或者齐泽克的意思，还应该回到弗洛伊德那里。

“剩余快感”表达了快感的真正位置：在完成了合情合理的安排之外，隐形存在的剩余物。

再举一个例子，摇滚乐队现场年轻人随着节奏不断地甩头，当歌手振臂一呼的时候，他们跟着合唱，当歌手把话筒伸到他们面前，他们会替歌手唱那些高潮部分。可是，阿多诺没有认识到的是，乐迷对乐手的服从，表面上是爱乐手，实际却是通过乐手实现自己内心的剩余快感。

跑去现场的乐迷期待的，恰恰是一个个完全不可控的瞬间的爆发，例如摔吉他、跳水等；不是要某一首歌毫无走调地演唱，而恰恰是把音乐理性践踏得粉碎的狂欢，是剩余快感的那种破坏性、冲击性的力量能够在一个合理合法的场景自由挥洒。

“剩余快感”如何支配我们的文化？

剩余快感在支配着我们的文化，在创造着我们都想不到的生命时刻，那么，它是怎样做到的？

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提出了“疾病获益”概念——有些精神病患者不愿从症状当中醒来，是因为症状是一种自我保护与自我拯救。只有躲在症状里，人才能够不再被曾经的创伤伤害，甚至能把伤害的过程转变成快感享受。

我曾用此分析过现当代的中国武侠小说，包括英雄文学、战争文学，都喜欢夸大中国人的身体能量，尤其喜欢强调与外国人进行身体对抗的快乐，比如金庸小说中的著名人物萧峰。如果我们把武侠小说中这种身体的狂想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性的精神病症，那么，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曾经作为“东亚病夫”这一创伤记忆的自我拯救。当代武侠中的武功狂想，乃是民族孱弱境地的想象性自救。

所谓“疾病获益”，指的就是这样的情形：通过狂想来躲避创伤。

今天的大众文化，不正处在完全沉浸于症状的享乐过程中吗？我把这种状况称为“享乐沉浸”。

费斯克说，大众文化并不是按照占支配地位的那些人的意志来创造的，而是按照受支配地位的人的愿望创造的。所以，大众文化充满了对支配性的文化的抵抗。

费斯克向我们呈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他对比了玩游戏厅游戏的人和在海滩上冲浪的人。他说，玩游戏的人是通过游戏重新确立权力关系，通过游戏对抗现实，可是，冲浪的行动本身却并不是要实现什么，而是不做什么。

冲浪者无论做什么，他真正的快乐在于他做的一切都是仿佛没有在做什么，他只是冲浪。费斯克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纯粹享乐的沉浸，它可以让一个人躲在完全不被意义化、文化化、秩序化的身体当中。

这种享乐，也是一种“沉溺于自己症状的享受”，是一种能够把自我完全封闭在身体当中的行为。在今天，我注意到有不少青年人通过对一种症状的沉溺而完成了“纯粹享乐的沉浸”，他们让自己跟那个充满了激励、崇高、前进口号的世界，把一切都编织成意义的整体世界截然无关。举个例子，最近流行所谓的废话文学，“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过了今天晚上，可就真的过了今天晚上”。在废话文学里面，我们看到一种把整个时间都凝固在一个永远毫无意义的、什么都不做的状态当中的情形。

废话文学的背后不就是“冲浪者的活动本身”——我在活动，但我什么都没做；因为我什么都没做，我才能够完整地活动，才能够把运动，把大海，把这些所有有意义的东西都隔绝起来，封闭在内心的世界当中。废话文学充满了对有意义的、有秩序的、逻辑化的、确定性的世界全部隔绝的冲动。

恰如剩余价值是资本生产的真正目的，剩余快感的生产，也成为现代社会文化生产的真正目的。

剩余快感让我们沉溺在精神症状的享乐之中，这种被剩余快感所支配的沉溺现象比比皆是，比如很多人喜欢看的穿越小说。主人公只要掌握一点点现代社会里的有用的东西，类似《庆余年》里的狙击枪或者《风轻尘》里的AK47等，有了这些，就可以让整个世界在他面前低头——这恰恰是穿越故事里隐秘的剩余快感的体现。

在很多女性喜欢的耽改作品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所谓“芭比娃娃情结”：女性所幻想出来的男性之间的爱恋关系，是一种芭比娃娃式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芭比娃娃隐含着这样一种冲动，通过小女孩的面孔和成年人的身体，实现小孩子“无性的性感”愿望。在这里，芭比娃娃指向了一种可爱、纯净、多样而单纯的控制力。在耽改作品当中，我们看到了女性在男权宰治当中的性困境，用小公主一样的情怀来想象情感规则取代丛林规则的冲动——这也是一种剩余快感的体现：芭比娃娃不仅仅表达了女孩子长大后的理想自我，更隐藏了可以掌控成人世界的隐秘冲动。

总之，今天的文学不再是象征化、感情化的东西，而是寓言化、症状式的东西。也就是说，支配文学艺术创作的隐秘的力量是剩余快感，而文学作品呈现出来的可能是合理合法的合情性，背后实现的却是隐秘的、被驱逐的剩余性冲动。

当代文艺正从象征型时段走向寓言型时段。每一个作品都隐藏了本身没有陈述的信息，各种压抑性的意义像幽灵一样在银幕与文字中游荡，快感正在成为生活财产和生命动力，沉浸在偏执和分裂之中才能得到解脱和安慰。所以在这些看似混乱的文艺现象的背后，存在着非常清晰的文化逻辑和精神意识。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分析、阐释和反思当代文艺新变的方法，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用“寓言论批评”来理解当代文艺和生活的原因所在。我在《寓言论批评：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论纲》这本书当中想要阐述的恰恰是正是种种“荒谬性合理”的情形。这种荒谬性的合理，在我看来正是当前大众文化快感逻辑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