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散失在海外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影像：陈独秀、瞿秋白活生生来到眼前

“今年，俄罗斯看来去不成了。”2020年夏，戴着口罩的汪珉不无遗憾地说道。

窗外，骄阳如火，蝉儿叫得声嘶力竭。自2011年起，这位上海音像资料馆综合编研部主任已跑了三趟俄罗斯。第一次是2011年，准备台里建党90周年节目，资料馆另一身份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版权资产中心”。

汪珉说：“到俄罗斯主要跑两个地方。一是俄罗斯国家照片与影像资料馆，它记录官方活动，相当于我们的新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二是俄罗斯电影资料馆，那里保存了大量历史影像。”

《中国人民的胜利》海报

当时想找上海老城厢等素材，风光、建筑、商业设施、包括乘车、吃饭等有烟火气的市井日常画面，并关注重要活动。没想到，首次就有惊喜：发现中共早期领导人影像。

影像分别在几个馆中找到。那年初，他们与俄方多次讨论，做目录筛查。拿对方提供的影像截图，用文献、资料和照片比对，并经专家及当事人亲属辨认，由此确定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刘仁静、瞿秋白及参加远东大会的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5月下旬，赴俄进行资料检索及转录，带回此时已尘封八十九年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影像。

寸秒寸金：中共早期领导人影像

时间：1922年；片长：54秒；画面：陈独秀、刘仁静、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四大”

时间：1922年；片长：1分；画面：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在远东大会

陈独秀、刘仁静和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四大”代表合影，前排陈独秀笑容可掬，后站着瞿秋白。另一画面是陈独秀和刘仁静坐于餐桌旁。虽加起来只有短短54秒，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陈、刘、瞿活动影像。

陈独秀（前左一）、瞿秋白（后左一）参加共产国际四大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正式加入第三国际。

1922年11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开幕。这是中共第一次参加共产国际会议，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亲率中共代表团。正在苏联的《晨报》记者瞿秋白为翻译。

最年轻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在会上发言：《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这位北大物理系学生英语流利。陈独秀递交了两篇俄文报告：《中国的政治形势——中国代表陈独秀同志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报告》《中国的政治派别和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陈独秀同志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报告》。

大会通过《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提纲由与会东方国家代表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准备。陈独秀参加了审查提纲和决议的11人委员会，研究者认为：决议吸收了陈独秀的不少观点。

大会12月5日闭幕。最后一次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列宁作《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报告。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在中共“一大”产生党的最高决策机构——3人组成的中央局中，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他的影像也在俄发现：他坐主席台，与美、印、匈等国共产党代表、远东各国主要代表和共产国际东方部长沙发洛夫等16人为大会主席。一旁，名誉主席之一片山潜正在发言。台桌前挂巨大横幅，上有中文：“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台下坐着中共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

在陈独秀出席共产国际“四大”那年初，张国焘赴俄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举行，这是中共第一次派代表参加大型国际会议，参会的还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工、农、学、妇等团体代表。在160多位出席者中，44人的中国代表团人数居多，其中有中共党员14名，张国焘被推为主席。

张国焘（主席台右一）参加第一届远东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共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朝鲜代表金奎植同被接见。列宁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

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生张国焘翻译后，邓培含笑点头，列宁也笑了。

上海音像资料馆的独家重大发现，为迄今发现时间最早、数量最多、距中共“一大”最近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影像。填补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空白。此外，还收集到刘绍周参加共产国际“一大”及中共代表团首次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12分20秒的影像。

当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明华及党史专家予以高度评价。该影像已赠“一大会址”纪念馆，并为纪录片《1921点亮中国》《理想照耀中国》《誓言》等所用。

今天终于看到了你

时间：1925年；片长：5秒；画面：张人亚

时间：1925年；片长：20秒；画面：苏兆征、邓中夏、杨匏安、陈延年等

1951年3月24日，《解放日报》刊登一则《寻人启事》：“张静泉（人亚）一九三二年后无音讯，见报速来信，知者请告。”

二十四年前，张人亚从上海回老家宁波霞浦，托父亲张爵谦保管一包裹文件、书报。老人想出一法：说老二张人亚多年不归，恐已遭不测，就先修了与他已故妻子的合葬墓，把包裹暗藏空棺。

登报数月仍无音讯，老人就让三子张静茂上交墓中掘出的包裹。张静茂在这一百多份文件、书报上一一盖章：正方形“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长方形“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其中，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1920年8月和9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和宣言》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等14件后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张人亚，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上海地方三执委之一，同年转中共党员。1925年8月，任中共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10月，任中共浦东部委员会书记。1932年12月23日，中央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中央印刷局局长张人亚，“病故于由瑞金赴汀州的路上”（1933年1月7日《红色中华》）。

终得一见的张人亚影像，出自苏联导演B·史涅伊吉诺夫的纪录片《伟大的飞行与中国的国内战争》（后改为《东方之光》）。1925年夏天，他从莫斯科首航到中国拍摄。他的《两次旅行的中国》一书，收录《1925年我是怎样在中国拍摄电影的》。上海音像资料馆觅得这段4分钟影像，用于纪录片《1922：指路明灯》。

张人亚(左）领导上海工人运动

与张人亚影像同在俄发现的，还有苏兆征、邓中夏、杨匏安、陈延年、刘尔崧、冯菊坡等人影像。史涅伊吉诺夫除在上海拍摄反帝运动，还去了广州。那时，省港大罢工正风起云涌。

1925年6月1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中共党团书记邓中夏、中共广东区委执委会主席团书记陈延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苏兆征等，领导香港25万工人大罢工。

一些中共早期领导人已牺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是他们留下的唯一活动影像。其中，“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苏兆征，1929年在沪病逝，以“姚维常”之名葬江湾公墓。1969年葬上海市烈士陵园，二十四年后，迁入龙华烈士陵园。

眼前流过，五彩的昨天

时间：1949年；片长：1000分钟；画面：解放的中国

2019年5月27日是上海解放70周年，上海广播电视台推出纪录片《上海解放一年间》。预告提示：“首次披露上海解放彩色历史影像。”首播即获全国卫视收视排名专题类节目第一名，以往所见影像皆黑白，此时眼前流过五彩的昨天。时任上海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严爱云说：“视觉上非常养眼。”

10月1日，又推纪录片《彩色新中国》，其一大亮点为首次公开新中国之初的彩色影像。全片未播先红，一条2分钟片花，9月1日在快手、抖音和微视等媒体推出仅一小时，播放量破1000万、点赞逾50万。

1949年，斯大林提议苏联派17人摄影队来华，与中方联合制作时称“五彩”的彩色纪录片。他们兵分两路：一为拍摄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战争夺取胜利的“前方队”，苏方导演是苏联中央文献电影制片厂瓦尔拉莫夫，中方是时称北京电影制片厂（新影前身）的摄影师吴本立等。另一“后方队”拍摄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苏方导演为高尔基制片厂格拉西莫夫，中方为徐肖冰等。两队都参加了开国大典拍摄，随后走了15座城市。前期在中国拍了8个月，后期在苏联制作。中方派刘白羽、何士德、周峰、吴本立等赴苏，于1950年7月17日制作完成。

1950年9月29日和12月30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先后在京、沪、宁等15个大城市上映。翌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锦绣河山》在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首都和其他14个大城市放映。随后，《锦绣河山》也在中国国内公映。

《解放了的中国》1950年苏联版海报

2012年，在俄罗斯照片与影像档案馆发现了这批纪录片200本拍摄素材，时长逾33个小时，本本皆彩色，其中有关上海的内容就有3个多小时。因影片后期编辑在苏联，全部素材都留在那里。业内人士指出：《中国人民的胜利》等片国内虽有，但多是黑白，而这次发现的素材片是彩色的。这些素材之前国内没人调看过，素材价值大于成片。

全俄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历史频道总编辑阿列克谢·杰尼索夫说：“用彩色胶片拍摄的大量素材其实从未被使用过。斯大林去世后，它们便被专门保存起来。这肯定是一件无价的重要历史文献作品。”他们后来制作的《中国的重生》，也用了其中的镜头。

“只有专家才会被允许调用，知名的导演可以使用这些材料。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这些影像从未发布过。”俄罗斯国家电影照片资料档案馆馆长娜塔莉亚·卡兰塔洛娃补充道。

2019年，上海音像资料馆通过版权采购，按分钟买来素材及成品片段：开国大典（6’）、《人民的上海》（18’30”）、《解放了的中国 》（4’44”）、《去上海监狱释放共产地下党员》（20”）……

有意思的是，从素材中见到倒下的战士转眼爬起，一个画面多次拍摄，才知一些原以为的历史实录竟是重拍的情景再现。据《上海电影志》：格拉西莫夫1950年10月17日到上海，库兹尼卓夫等6人21日来沪，上海早已解放。于是，“后方队”重拍5月25日攻打老闸桥、四川北路桥、从上海大厦抛下国民党政府旗帜，5月29日提篮桥监狱释放被关“政治犯”，7月6日上海百万军民大游行等场景……而“前方队”重拍渡江战役因出现八一军旗而“穿帮”。“八一”作为我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是1949年6月15日公布，百万雄师过大江则在4月20日晚和21日，旗上无“八一”。业内人士相告：纪录片中的情景再现，为苏联导演习以为常的表现手段，拍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攻克柏林等均用此法。

尽是沙中浪底来

时间：2010年迄今；片长：约3500分钟；画面：红色影像等

汪珉回忆道：“上海把收集历史影像目光投向海外是较早的。在20世纪举办电视节时，只不过是零星的收集，内容只是限于老上海。人出不去。资金也有限。”

转机出现在2010年前，因做世博会节目采集历年世博影像，有预算，便开始系统地收集。与海外档案馆建立联系，主要有三个方向：美加，英法，日本NHK。内容是外国人拍摄的上海。

汪珉算了一下，从2010年到2019年，用于海外购片的资金已有上百万元。搜索面拓至荷兰、奥地利、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在1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采集渠道，并与多国音像机构签订合作协议。

到哪座山唱哪个歌，采集要看对象采取不同方法，这是汪珉的心得。俄罗斯节奏慢，填写的需求一般没答复，就是有，也只回复一半。遂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是馆对馆。二是委托一家俄罗斯公司做前期工作，既节省时间和开支，又保证不扑空。

几年下来，汪珉心里有了谱。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原属苏共，记录主要会议，没有全部解密。资料按人建档，只要你去过苏联相关会议，就有文字记录。中共“六大”是秘密会议，资料由负责会议安全的机构接管封存。而欧美相对简单，发邮件或网上察看目录。美国只收复制费。

海外寻档工作照

汪珉说辨认中共早期人物是最难的，因留下照片、文献极少。就说确认张人亚，只有一张他少年时照片供参考。通过查询文献，绘出他的行程并据人物特征进行对比。也有经多方会商确定的人物，却被亲属一票否决。现尝试用人脸识别AI技术，并完善人物影像资源，为辨认创造条件。

近年来，寻找散失海外的党史影像成为重中之重的工作，采集而来的红色影像已成为上海音像资料馆重点馆藏之一，他们依托上海党史研究室、上海党史学会等专家团队共同研究。2020年6月28日，资料馆“珍贵党史影像档案”上线，有3个主题10多条视频，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